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统计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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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统计管理和监督，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发挥统计在了解国情国力，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各种经济联合组织和个体经营户，外资、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港澳台同胞、华侨投资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以及我省跨省投资经营的企业事业组织，在港澳地区和国外投资经营的企业
事业组织。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计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保障统计部门、统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的职权。
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人，对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提供的统计资料，不得擅自修改，也不得授意、强迫统计人员或其他人员伪造、篡改、虚报和瞒报。
第四条 除统计部门按照国家、地方统计制度和调查计划制发统计报表外，其他部门因工作需要制发统计报表，应当拟定统计调查计划及方案。调查对象为本部门直属系统内的，由部门领导批准，送同级统计部门备案；调查对象为本部门直属系统外的，报同级统计部门批准。各部门统
计调查的内容不得与统计部门统计调查的内容重复、矛盾。
各地自行增加的统计调查任务，所需经费由各地解决。
第五条 各部门根据批准或备案的统计调查计划制发的统计报表，必须在报表的右上角标明制表机关名称、表号、批准（备案）机关名称及批准文号。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统计调查报表，单位或个人可以拒绝填报，统计部门有权制止。
统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制发的统计报表的统计指标及计算方法，由制发统计报表的部门负责解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解释或自定计算方法。
第六条 参加各种经济联合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如未改变隶属关系，企业的各种统计资料，仍报送有关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实行独立核算的经济联合组织，参加联合各方已改变隶属关系的，由该经济联合组织统一向有关主管部门和统计部门报送统计资料。
第七条 新组建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在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上级主管部门的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没有归口管理部门的企业事业组织，到当地统计部门办理统计登记。
企业事业组织歇业、被撤销、宣告破产或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应当到原统计登记的部门（机构）办理注销登记。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在制定政策、计划，检查政策、计划执行情况，考核工作成绩等，需要使用统计资料时，必须以同级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资料为依据。
各部门对归口管理的单位确定工作任务，考核工作实绩，开展达标升级，进行奖励和惩罚等，需要使用统计资料时，必须以同级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
第九条 国家统计调查和地方统计调查的统计资料，由各级统计部门储存保管，建立数据库。凡涉及辖区内的综合统计资料和重要数据，必须由同级统计部门提供或公布。属本部门、本单位范围内的统计资料，由本部门、本单位的统计机构保管、提供。
第十条 统计资料的提供和公布，必须遵守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国家秘密的统计资料，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或发表。确需对外提供或发表，属于全省性的绝密统计资料，必须送省统计局审核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属于省以下各行政区域的绝密统计
资料，送同级统计部门审查，报同级人民政府（行署）批准；属于本地区的机密统计资料，报同级统计部门批准；属于本地区的秘密统计资料，一般由确定该密级的部门或单位批准，综合性统计资料送同级统计部门审核备案。
对个人和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未经本人同意，不得泄露。
第十一条 各级统计部门应利用可以公开的统计资料为社会提供咨询服务。在统计制度规定之外提供的统计信息咨询，可实行有偿服务。有偿服务的收费办法，由省物价局、财政厅会商省统计局制定。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设置统计站，配备与统计任务相适应的统计人员。统计站长可由乡、镇主管统计工作的负责人兼任，或由乡、镇统计人员担任，乡、镇所属有关单位的统计人员为统计站成员。统计站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领导，统计业务由市、县统计局领导。
第十三条 乡、镇统计站执行综合统计职能，其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法律、法规和本规定，执行国家统计标准和统计报表制度，完成国家和地方统计调查任务；
（二）统一组织调查、整理、分析、提供和管理本乡、镇的基本统计资料；
（三）负责乡、镇统计网络的建设，建立乡、镇统计业务管理制度，培训所属企业以及村民委员会的统计人员。
第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的统计工作，由村会计具体负责。其职责是：收集、整理、分析、提供和保存各项统计资料，建立统计调查户分户台帐，完成乡、镇统计站布置的统计调查任务。
第十五条 企业事业组织根据统计任务的需要，设立统计机构或在有关机构中配备统计人员，负责统一组织对本单位基本统计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分析、提供，执行本单位的综合统计职能。
第十六条 实行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凡进入统计岗位的人员，除统计及相近专业的大学本科，专科和中专毕业生外，都应经过统计专业知识考试，取得《统计员资格证》后，持证执行统计任务。对不具备统计专业知识的现有统计人员，应当组织专业培训，经考核仍不合格的，应调
离统计业务岗位。
第十七条 县以上统计部门设置统计检查机构或配备专（兼）职统计检查员。县以上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的统计机构，应配备专（兼）职统计检查员。
各级统计部门的统计检查业务，以上一级统计部门的领导为主。
第十八条 统计部门应当配备有较高政治、业务素质和法制观念强的人员担任统计检查员，可以酌情聘任现职统计人员和身体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离、退休统计人员为兼职统计检查员。
专（兼）职统计检查员经所在部门考核、推荐，报省统计局审核批准后，由省统计局统一发给《统计检查员证》。统计检查员的调动、免职或惩罚，必须征求上一级统计部门的意见。
统计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廉洁奉公，秉公执法。
第十九条 县以上统计部门的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有权对同级各主管部门和下级统计部门提供与使用的统计资料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数据来源和计算有错误的，应责成纠正；发现弄虚作假的，应及时查处。
统计检查机构和统计检查员在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有权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被检查单位应在十五日内对所查询的情况据实答复。逾期或拒绝答复的，按拒报论处。
第二十条 县以上统计部门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责任者进行处理时，应当向有关部门或单位发出《统计违法处理意见书》，有关部门或单位在三十日内应将处理结果回复统计部门。对逾期不处理又不向统计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属行政监察对象的，统计部门可将该统计违
法情况移交同级监察部门处理；不属行政监察对象的，由统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上级统计部门可以对下级统计部门处理的统计违法案件进行复查，对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可直接组织调查处理。
县以上统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统计违法案件进行通报。
第二十二条 对以虚报、瞒报或伪造、篡改统计资料方式骗取荣誉和奖励的单位和个人，由县以上统计部门提请有关主管部门撤销荣誉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各级统计部门、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各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第三十条规定的条件的人员，以及对为保证统计工作顺利进行，在思想政治工作和后勤服务方面作出突出成绩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对有直接责任的领导人或有直接责任的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
（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四）未经法定程序批准，自行编制发布统计报表的；
（五）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擅自公布统计资料的；
（六）违反统计工作保密规定，造成失密、泄密的；
（七）妨碍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打击报复统计人员的。
有前款（一）、（二）、（三）、（四）、（五）项违法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县以上统计部门可对有直接责任的领导人或有直接责任的工作人员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二百元以上八千元以下罚款。
对违反本规定给予上述行政处罚的，由县以上统计部门向受罚单位发出《统计违法罚款通知书》，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和受罚单位的开户银行。罚款金额全部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五条 对阻挠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拒报、虚报、瞒报、伪造统计资料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由统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以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县以上统计部门可提请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对受到的行政处分不服，属行政监察对象的，可依照国家监察部关于《监察机关处理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向有关监察部门申请复审或复核。不属行政监察对象的，可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申诉。
当事人对罚款、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期满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处罚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构成犯罪的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5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