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大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2004年2月23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 2004年5月29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批准 2004年7月28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户籍在本自治州和居住在本自治州的一切公民，本自治州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都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主要领导负责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度。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其他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负责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四条 自治州及县（含县级市，下同）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五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方针；加强综合管理，鼓励和支持计划生育新技术、新药具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依靠科技进步，提供优质服务；建立健全奖励和社会保障制度。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推行计划生育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法行政，文明执法，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 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同等责任。

第八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按照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并保障其随着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加同比例增长。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和挪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计划生育、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履行下列工作职责：

（一）宣传贯彻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定期进行考核；

（四）完成计划生育统计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统计工作；

（五）组建并管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制定并落实服务措施；

（六）培训计划生育工作人员；

（七）依法查处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

（八）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评选先进单位和个人晋升职务时，就其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评审意见；

（九）综合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第十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村（居）民自治内容，通过适合村（居）民自治的形式，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制度和措施。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协助、配合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实行单位法定代表人负责制。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其他国家机关、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备专（兼）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并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

第十一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为主。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二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男女双方按法定婚龄推迟3年以上初婚的为晚婚；已婚妇女年满23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三条 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户籍在本行政区域内且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禁止违法生育。

第十四条 夫妻双方或者女方属农村居民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第十五条 夫妻双方或者女方属城镇居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

（一）第一个子女经自治州计划生育专家技术鉴定组织进行医学鉴定确认为残疾人，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第十六条 再婚的夫妻，一方只有一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两个子女并丧偶，另一方无子女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第十七条 由城镇居民转为农村居民的夫妻，适用本条例关于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农村居民成建制转为城镇居民的，其生育双转制之日起三年内，可以适用本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十八条 夫妻一方为外国人或者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同胞，以及华侨、归国华侨、侨属、出国留学人员，其生育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夫妻生育第一个子女的，生育前应当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免费领取《生育服务证》，凭《生育服务证》享受生殖保健服务和免费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符合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要求生育的，凭《生育服务证》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办理二孩生育手续；符合第十五、第十六条规定要求生育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应当在10日内予以审查，并报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生育的决定，批准生育的，应当免费发给《生育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上述时限内未作答复的，视为批准。

《生育服务证》与《生育证》由自治州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第二十条 经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或者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必须在四年以上；未达到法定婚龄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女方需年满24周岁方可生育第二个子女。晚婚晚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不受生育间隔期限制。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生育或者再生育：

（一）属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并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二）故意致子女残疾或者死亡的；

（三）自报子女死亡，但没有死亡证据、证明的；

（四）遗弃子女的。

第二十二条 经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组织按照规定程序鉴定确认，育龄夫妻患有严重的遗传性精神病、先天智能残疾和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的疾病的，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落实其节育或者绝育措施。

第四章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完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保障育龄夫妻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提供生殖健康服务。

第二十四条 育龄夫妻应当自觉落实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提倡和鼓励无禁忌症已生育子女的夫妻，选择长效避孕节育措施；夫妻双方有禁忌症的，应当采取其他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五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必须由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承担。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专业人员，应当取得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合格证，持证上岗。

实施避孕节育手术的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施行手术的条件，施术单位及施术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各项操作规程，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违反操作规程和诊疗常规、导致不良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禁止个体医疗机构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第二十六条 严禁任何机构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二十七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村居民，享受免费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实行计划生育的城镇居民，享受免费发放避孕药具等服务，其接受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的费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者生育保险的，从社会保险基金统筹中支付；未参加上述保险，有工作单位的，由其所在单位负担，无工作单位的，从各级财政安排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免费基本项目经费中支付。

第二十八条 接受绝育措施的夫妻因子女死亡等特殊情况，符合本条例规定要求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施行复通手术。

第二十九条 经县级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鉴定，确系计划生育手术引起并发症、后遗症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免费治疗。治疗期间，有工作单位的，其工资照发，不影响调资晋升；城镇无业居民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当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农村居民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当地民政部门应当及时给予社会救济。

第五章 奖励与社会保障

第三十条 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专项资金通过政府拨款、社会捐助、社会抚养费征收、计划生育罚没收入等渠道筹措，主要用于奖励独生子女家庭。

第三十一条 晚婚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已婚妇女晚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增加产假30天，并给予其配偶10天护理假。

婚假、产假和护理假视同出勤，照常享受福利待遇。

接受节育手术的，其工作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假期，并视同出勤，照常享受福利待遇；无工作单位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从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中给予一次性的补助。

第三十二条 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妻，由夫妻双方申请，经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登记，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享受以下优待：

（一）从领证之月起至独生子女14周岁为止，每月发给8元至10元或者一次性发给1000元至1500元的独生子女保健费。夫妻双方有工作单位的，由双方工作单位各负责百分之五十。夫妻一方有工作单位，另一方属城镇无业居民或者农村居民的，由一方所在工作单位负担。属个体工商户的，从个体工商管理费中解决。双方属农村居民或者城镇无业居民的，从村（居）民委员会收入中解决，不足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从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对独生子女家庭，在发放扶贫贷款、社会救济款物以及提供项目、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特困户的独生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应当减免课本费和杂费。农村在分配集体福利、宅基地，调整责任田、自留山、自留地时，独生子女按照两个孩子计算份额。

（三）独生子女父母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时加发百分之五的退休金，但不得超过退休前本人的基本工资；独生子女死亡，不再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国家工作人员，退休时加发百分之十的退休金，但不得超过本人退休前的基本工资。

独生子女父母属企业职工的，由企业向劳动保障部门缴纳补充养老保险或者通过其他形式，保证其退休时享受加发百分之五退休金的优惠待遇。

独生子女父母属城镇无业居民，丧失劳动能力、子女赡养又确有困难，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有权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属农村居民且符合社会救济条件的，有权享受社会救济。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或者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扶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城镇居民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按照所在县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对当事人双方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及3个以上子女或者重婚生育、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生育的，属城镇居民的按照所在县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倍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属农村居民的按照所在县上一年度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倍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事人的实际年收入高于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的，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实，按照其年实际收入作为计征标准。

第三十四条 符合再生育一个子女条件，但未经计划生育管理机构审批而生育的，征收夫妻双方各500元的社会抚养费。

符合再生育一个子女条件，但未达到法定间隔期生育的，每提前一年征收当事人双方各500元社会抚养费，不满一年的按照一年计算。

第三十五条 因本人原因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征收当事人双方各500元社会抚养费。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应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拒不采取的，应参加孕情普查拒不参加的，政策外怀孕应落实补救措施拒不落实的，由所在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处以2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对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后，符合本条例规定又生育的，一次性收回其所得保健费，不再享受其他优惠待遇。对领取独生子女保健费后，不符合本条例规定又生育的，除一次性收回其所得保健费，不再享受其他优惠待遇外，另按照本条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单位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当事人所在单位各处以1000元的罚款，当事人属同一单位的处以2000元的罚款。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第三个及3个以上子女的，对当事人所在单位加倍罚款。

对接受流动人口居住、从业的单位和个人，每发生一例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对单位处以1000元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0元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定期考核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单位，当年不得评为先进单位及文明单位，不得授予荣誉称号。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当年不得提升职务，不得评为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及优秀公务员。

单位不履行计划生育协助管理义务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单位职工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除按照城镇居民的标准征收社会抚养费外，妊娠、分娩、产褥期的一切费用自理，不得享受托幼补助和困难补助；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一个子女的国家工作人员，3年内不得评为先进个人、劳动模范及优秀公务员，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2个子女的，除按照上述规定处理外，自孩子出生之日起连续3年不得晋升职务；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3个及3个以上子女的，给予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000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2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处1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不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出具虚假节育手术证明，隐瞒真实情况，造成违法生育的；

（四）出具虚假医学鉴定结论，造成违法生育的。

当事人符合本条例规定妊娠，但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处以2000元的罚款。

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取消其证明；对出具虚假证明的单位由同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由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征收，村（居）民委员会及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经县级计划生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分期缴纳的，分期缴纳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年，第一年缴纳的金额不得低于所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金额的百分之四十。限期内没有缴纳或者没有足额缴纳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条例作出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处理决定、计划生育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以及认为行政机关在实施计划生育管理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1995年4月25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95年9月26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计划生育条例》同时废止。



李传轩 复旦大学法学院 讲师


关键词: 环境诉讼/原告资格/扩展/合理限制
内容提要: “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原告资格的传统设定，在解决环境纠纷时遭遇到极大挑战，凸显出主体范围过于狭隘的困境，无法充分有效地救济相关环境权益。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进行扩展已成为我国环境诉讼制度如何独立发展的现实命题，这方面国外相关成功经验或教训均可作为参照。但对环境诉讼原告资格的扩展不是没有边界的，应当根据中国当下环境纠纷解决的实际予以合理限制，实现权益救济与司法效率等多元目标的均衡化。


基于“不告不理”的消极司法理念，原告在环境诉讼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掌握着发动环境诉讼、实现相关环境权益的司法救济和促进环境保护的钥匙。由于环境诉讼不仅涉及到私人环境权益救济，还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环境诉讼中的原告问题更趋复杂和困难。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原告的起诉资格应当如何设定。在环境诉讼中，涉及到刑事犯罪问题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其原告资格问题相对简单，不在笔者探讨之列。

一、问题的提出：狭隘的原告资格

关于侵权案件中的原告资格，无论是民事侵权还是行政侵权，传统诉讼制度都将之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只有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才有权提起诉讼。这一规则是受传统“诉之利益”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即原告必须具有与诉讼直接相关的实体性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受到了实质侵害，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目前我国的环境诉讼中，无论是环境民事诉讼还是环境行政诉讼，都是坚持这一理论及做法。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第41条进一步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将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进行了一定扩展，但仍要求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在实体法方面，我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其后的法规中，并没有将此条控告权具体化，比如公民诉讼的主体资格、受案范围、举证责任等问题，因而在实务中也无法根据这一条提起诉讼。[1]

“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要求无疑能够预防诉权滥用问题，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但在环境侵权纠纷这类新型案件的处理中，传统规定已受到司法现实的严峻挑战，暴露出起诉主体范围过于狭隘的弊端，无法满足环境权益救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特殊需要。一般认为，基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环境利益不仅具有私益属性，还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许多时候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还存在着竞合状态。对于环境侵权行为来说，由于环境侵害的间接性、隐蔽性和潜伏性，在许多情况下并不存在直接的和具体的受害人，而间接利害关系人不符合传统原告资格的规定，无权提起环境诉讼，其受到侵害的个人环境权益也就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尤其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的时候，比如大气的污染、气候变暖、野生动物的捕杀和森林的过度砍伐等，往往没有特定的受害者，按照传统的原告资格要求，这类侵权案件显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在具体诉讼实践中，个人环境权益或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因受既定的原告资格限制而无法提起相关诉讼的案例近几年来在我国不断涌现。比如，2003年2月杭州市民金奎喜就西湖风景区建无关项目状告市规划局，被法院认定为不具有起诉资格而不予立案；[2]2003年12月杭州市民陈法庆告浙江省政府和浙江省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案，法院以环境污染跟原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为由裁定不予受理。[3]

综合观之，“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狭隘的诉讼资格规定不仅排除了环境侵权中广泛存在的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起诉资格，阻碍了对被侵害环境私益的充分救济，而且也使得许多没有特定受害人的环境公益侵害行为无法受到司法制裁。为了有效发挥环境司法制度救济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后防线”功能，如何因应环境司法实践要求，在环境诉讼中适当扩展原告资格，已成为我国环境诉讼制度发展的全新问题。

二、环境诉讼中原告资格的扩展：多元起诉主体的引入　　根据环境侵权的特点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放宽对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环境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原告资格的扩展，不仅放松了对传统环境私益诉讼中起诉资格的限制，还诞生了一种全新的诉讼形式——环境公益诉讼。考察国外环境诉讼的最新发展，可以说，用新的诉讼方式来满足新的社会要求，比较研究证明了它绝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更具广泛性的全球现象。[4]这种广泛的原告资格放松趋势，以及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创设，一方面有着直接的理论依据，比如“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等；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对环境法的社会本位、环境权的社会属性的充分认知，超越传统诉讼的思维窠臼，将环境诉讼全新定位为一种社会性诉讼，其不仅包含传统环境私益诉讼的内容，还包含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内容，并根据环境诉权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引入了多元化的起诉主体。对于中国的环境司法而言，借鉴国外成熟经验，适当扩展原告资格，引入多元化起诉主体，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在环境诉讼中，原告资格如果局限于“直接利害关系人”范畴，对于众多的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言，其个体环境权益以及环境公共利益就不能获得司法救济，有关环境侵权行为也无法受到司法制裁。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国家大大放宽了对公民等主体的起诉资格要求，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美国将其发展出来的“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和“环境公共信托”理论等运用在环境司法之中，于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公民环境诉讼制度，赋予“任何人”以原告资格。“私人检察总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法律可以授权公民或组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诉讼，被授权的公民或组织就相当于检察总长，发挥同样的功能。[5]“环境公共信托”理论是萨克斯教授提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公民环境诉讼能够对政府行使基于公共信托而被赋予的环境公共财产管理权进行监督。[6]根据上述理论，美国在《清洁空气法》中首次规定了著名的公民环境诉讼条款，授权“任何人”都可以自己的名义对任何违反环境法的行为提起诉讼，即“任何人对任何人的诉讼”。类似条款还在《清洁水法》、《有毒物质控制法》、《资源保护和恢复法》和《濒危物种法》等环境法律中相继制定。（注：The Clean AirAct，42 U. S.C.，7604（a）；TheCleanWaterAct，33 U. S.C.，1365（a）；TheToxic SubstancesControlAct，15 U. S.C.，2619（a）；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Act，42 U. S.C.，6972（a）；The Endangered SpeciesAct，16 U. S.C.，1540（g）；and so on..）一方面，成文法上的规定将原告资格大大扩张；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判例又进一步丰富和诠释了原告资格的内涵。在1972年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要有关利益受到“事实上的损害”即可享有起诉资格，包括审美的、环境的或经济利益受到损害。[7]1992年的鲁坚诉国家野生动物联盟案[8]和2000年的地球之友诉兰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9]等重要判例，进一步对公民环境诉讼的原告资格进行了或紧或松的解释。

应当说，美国公民环境诉讼的主要属性是公益诉讼，它包含了我国的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两大诉讼领域，且包含了部分私益诉讼的内容，[10]其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跳出了“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理论窠臼，对我国环境司法中原告资格的扩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具体而言，为充分救济环境污染等侵权行为所损害的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我国环境司法不仅应扩展环境私益诉讼中的公民等主体的原告范围，还应创立新的环境诉讼形式——环境公益诉讼，将原告资格进一步放开。首先，对将环境私益诉讼中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要求放宽为“利害关系人”，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人和间接利害关系人。如此，许多没有直接受害者的环境侵权行为也能受到司法制裁，其间接受害者的环境权益也可以获得司法救济。

其次，在现有的环境诉讼制度基础上，创立环境公益诉讼，专门用来解决环境公益受到侵害的司法救济问题，并将其中的原告资格设定为“任何与环境公益有一定关联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能够证明某一环境公益受到了“事实上的损害”，即可提起诉讼。

（二）检察机关

环境公益诉讼的产生，是基于以个人利益保护为中心的传统诉讼形式，无法满足对环境公益进行充分司法保护的要求这一现实。而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通常都被认为是各种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赋予检察机关以原告资格，是许多国家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的选择。美国公民环境诉讼中，具有起诉权的“任何人”就包括检察官。尤其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起诉主体地位可能更为重要，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德国《行政法院法》确立了检察官在行政诉讼中的公益代表人制度，并规定为维护公益，检察官可以提起任何行政公益诉讼，而此处的公益包含环境公益。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代表社会”的名义，以“主当事人”或“从当事人”身份参加公益诉讼。[11]

我国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对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依法享有法律监督权。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应是当然的原告主体。这不仅是基于其公共利益代表的法律定位，更是因为检察机关拥有提起并有效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源和能力。也有学者对于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持怀疑态度，[12]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环境公益维护之艰难现实，赋予相对强势的检察机关以原告资格，对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的实际运行很有必要。事实上，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已经实现了实践中的突破。2003年4月山东乐陵市检察院诉金鑫化工厂环境污染案[13]、2008年12月贵阳市检察院诉熊金志等人破坏生态环境案[14]等都是有益的尝试。

（三）环保团体（NGOs）

环保团体是以生态环境保护为设立宗旨的社会性非政府组织，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迅速成长，成为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重要力量，对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赋予环保团体以起诉资格。在各类环境诉讼中，环保团体的身影十分活跃，许多重大而著名的环境诉讼案件都是由其提起的。美国对环保团体的起诉资格要求比较宽松，只要正当成立，能证明与案件有一定利益关联（无需直接利益关联）以及存在事实上的损害，即可提起诉讼。但在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中，对环保团体的原告资格则有着种种限制，主要包括注册或认可的要求、存续时间要求、活动范围要求、组织目标要求、以已经参与行政程序为前提的要求、非营利性要求等方面。[15]从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发展看，环保团体已成为十分重要的社会性起诉主体。

环保团体在我国也随着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经历了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过程。截止到2008年10月，全国共有环保民间组织3539家（包括港澳台地区）。[16]实践中，许多环保团体发动公益诉讼、维护环境公益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囿于现行立法上的相关障碍而无法实现。这一现实困境严重削弱了环保团体参与环境保护法治的意愿、工具和力量，大大限制了其在促进我国环境正义实现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应当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高度重视环保团体对于环境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立法上，应修改现行有关诉讼立法，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并将符合要求的环保团体确立为重要的原告主体；在司法中，也应营造便利于环保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程序机制和氛围。

（四）政府环保部门

政府环保部门依法肩负着国家环境管理和保护职责，同样是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主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尽管并不常见，但政府环保部门往往也可能成为原告主体之一，扮演起诉者角色。通常情况下，政府环保部门可以通过行使行政职权、采取各种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防止环境侵害；但行政权力亦有其作用边界，无法应对所有环境违法行为，尤其是对环境损害补偿问题力不从心。因此赋予环保部门起诉权有助于弥补其行政手段的不足，以更充分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从起诉能力看，环保部门具有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力量，在搜集证据、测算环境损害上拥有巨大优势，能够很好地实现诉权。在美国公民环境诉讼条款规定中，包括联邦环保局在内的环保部门同样属于可以提起诉讼的“任何人”中的一员。在许多欧盟国家中，虽然实际案例不多，但环保部门的原告资格同样被法律认可。

在我国现行环境诉讼中，环保部门的原告资格缺乏明确规定。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破坏海洋环境并“给国家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这一规定为海洋环境主管部门提起民事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上的基础。在司法实践中，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诉贵州天峰化工公司环境污染案，[17]则是我国环保部门提起环境诉讼的初步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制度发展完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立法中进一步明确赋予环保部门以起诉资格，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五）其他起诉主体

环境诉讼中的起诉主体除了上述几种之外，一些国家还赋予了自然物和后代人以起诉资格。自然物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是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充分体现，也是自然权利论的重要内容，使自然物从传统的客体地位转变为主体，从而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权利。这可谓是当前世界环境诉讼制度最为激进的变革，纵观各国环境诉讼发展历史，仅在美国、日本等部分国家曾以判例的方式存在过。美国首先在1978年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中确立了“不会说话的小鱼”的权利，[18]进而在1981年帕里拉鸟诉夏威夷土地自然资源局案中承认了帕里拉鸟的原告资格。[19]

后代人的原告资格源自于代际公平理论，即“不在场”的后代人也对自然环境公平地享有同样的权利。因此，当自然环境受到侵害危及后代人的发展时，他们有权提起诉讼。后代人的起诉权通常是由当代人代为行使的。最为典型的案例是，1993年菲律宾的45名儿童代表当代及其下一代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所签发的木材许可证合同超出了森林的采伐能力，并被法院所肯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