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进行集中教育整顿的通知

1998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为认真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有关政法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切实解决当前检察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并为即将实施的《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做好准备，按照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中政委今年第一次会议的部署，决定从2月下旬至5月中旬，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集中进行一次思想、作风、纪律和组织整顿，对检察机关的编制、人员特别是检察官队伍进行全面清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一手抓检察业务，一手抓队伍建设，检察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特别是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政治工作会议后，各级检察机关按照高检院和地方党委的要求，开展思想、作风、纪律整顿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专项治理，收到了一定成效。从总体上看，检察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同时必须看到，检察队伍的素质还不完全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形势的需要，利用检察职权违法犯罪等腐败现象仍时有发生，违反检察官法的问题在一些地方还相当突出。各级检察机关务必对去年整顿的成果和检察队伍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并进一步抓好教育整顿工作。
首先，进行集中教育整顿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中纪委二次全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纪委二次全会要求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并把查处司法人员的违法犯罪案件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政法机关要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确定了“严格执法，狠抓办案，加强监督”的检察工作方针和“依法建院，从严治检、强化素质”的队伍建设方针。对检察队伍进行集中教育整顿，是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的重要举措。
其次，进行集中教育整顿是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客观要求。从1997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干警违法违纪案件看，检察队伍中的消极腐败问题日趋严重，领导干部违法违纪问题也呈上升趋势。有些案件影响相当恶劣，严重损害了检察机关的声誉，败坏了检察机关的形象。这表明，检察机关自身反腐败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亟待通过集中教育整顿，开门整风，广泛听取各界意见，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大力改进工作，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第三，进行集中教育整顿是纯洁检察队伍，顺利实施《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的重要保证。检察官法及其各项配套规定实施以来，依法管理检察队伍收到较大成效。但是，违法任免检察官，违反规定超编、录用检察人员等问题在一些地方还十分严重。今年《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即将实施，在评定检察官的等级之前，需要通过集中教育整顿，对检察机关的机构、编制、人员，重点是检察官队伍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以保证等级评定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检察官等级的严肃性。
二、教育整顿的重点
第一，以克服特权思想、倡导艰苦奋斗、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重点，整顿思想和作风。着重检查：（1）遵守政治纪律，执行中央和高检院指示，接受地方党委领导，破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情况；（2）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接受人大监督情况；（3）增强群众观点，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情况；（4）抵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情况；（5）与政府、法院及其他司法部门的关系等。各级检察院的领导班子成员，还应重点检查以下三方面内容：（1）落实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情况：（2）贯彻民主集中制，执行政治纪律情况；（3）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的情况。
第二，以查处检察人员利用职务违法违纪案件为重点，整肃纪律。重点查处以下五个方面的案件：（1）贪赃枉法、索贿受贿、挪用扣押款物的案件；（2）泄露案件秘密、为案件当事人出谋划策、伪证包庇、徇私舞弊的案件；（3）耍特权，逞威风，乱用枪支、乱抓人、乱施械具、刑讯逼供的案件；（4）接受发案单位和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吃请、钱物、交通通讯工具和娱乐活动，让企业等单位支付请客送礼和其他活动费用的案件；（5）滥用职权，越权办案，乱收费、乱罚款、乱拉赞助等违法创收和奢侈浪费的案件。
第三，以依法清理检察官队伍为重点，整顿组织。重点检查清理以下几种情况：（1）1995年7月1日检察官法实施以来违法任命检察官的情况；（2）依照检察官法的规定，应当免除检察官职务，实行任职回避，给予惩戒，或者辞职、辞退的情况；（3）违反规定录用检察人员、严重超编的情况。
三、教育整顿的步骤方法
（一）准备动员阶段
各级检察院要及时召开党组会或党组扩大会，认真学习党的十五大、中纪委二次全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精神，对本院队伍建设现状进行摸底分析，确定整顿重点，成立整顿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研究制定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整顿实施方案，并在全体检察干警中充分动员，使人人都明确整顿的意义、重点和步骤方法、积极参加整顿。
（二）学习教育阶段
要结合学习贯彻十五大、中纪委二次全会、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整顿的重点，采用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分专题组织全体检察人员进行学习、教育。在思想建设方面，重点学习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腐倡廉以及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等论述，江泽民总书记关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素质的专业化政法队伍的讲话精神；在作风建设方面，重点学习党章和高检院《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关于“突出抓好检察职业道德建设”的规定，以及《关于弘扬检察职业道德，热情为群众服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几项规定》；在纪律建设方面，重点学习中央和高检院近年来关于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和高检院的“十二个不准”。在依法建院方面，重点学习检察官法及其配套规定，进一步提高对依法管理检察队伍的认识，澄清对检察官法以及《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的片面认识。
（三）查摆问题阶段
要结合执法大检查，紧密联系本单位、本部门和本人的思想、工作实际，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照有关法律、党章党纪和检察官法、检察纪律，围绕整顿的重点内容，特别是群众意见大、影响坏的问题，一项一项找差距，摆问题。同时要开门整顿，疏通公开举报渠道，深入涉案单位或家庭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人大、政协、纪检、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涉案单位和人民群众的意见，认真受理举报，以保证整顿工作取得实效。对于检察机关的编制、用人情况，特别是检察官队伍的清理，各级院的政工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上级院的政工部门要加强对清理工作的指导。
（四）整改查处阶段
各级检察院对于查摆清理出来的各种问题，要认真梳理，分析原因，找准症结，要求有关部门和人员限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整改。对于整顿前尚未处理和整顿中发现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要迅速组织专门力量进行调查，依照法律和纪律规定给予严肃处理，对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问题要从严查处。对于不适合从事检察工作的，要坚决清理出检察队伍；对于不胜任本职工作的，要果断采取措施，组织离岗培训，经培训仍不胜任的，要降级降职，调整工作岗位；对于严重违法违纪，不再适合担任检察官职务的，属于检察官法第14条规定的应予免职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免去其检察官职务；对于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检察官，应当通过调动等方式妥善解决；对于有检察官法第33条规定的行为的检察官，要依照规定给予惩戒；对于符合辞退条件的检察官，要依法辞退。对于检察官不服处分，提出申诉控告的，也要及时受理，按规定作出处理。对于超编和违法录用人员问题，要与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妥善解决。在查处违法干警的同时，要毫不留情地追查有关领导的责任。上级院对下级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不查不纠、敷衍塞责、失职渎职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对需要处理的问题，要依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办理，一时拿不准的要请示报告。
在整改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制度上的漏洞，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清理、修订，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特别是监督制约制度，并建立能够使制度在实践中切实得到落实的保障机制，以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巩固和深化整顿的效果。
（五）检查验收阶段
为防止整顿工作流于形式，省、地两级院要对下级院整顿情况逐级进行检查验收。对于验收不合格的，待验收合格后才能按照《检察官等级暂行规定》评定检察官等级。高检院对整顿情况进行抽查。验收的主要内容是：（1）是否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并切实发挥作用；（2）是否制定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顿方案；（3）是否全体检察人员都参加了整顿；（4）开门整顿的情况；（5）查摆出来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查处情况；（6）结合整顿加强制度建设的情况；（7）是否对整顿情况按要求总结上报。基本要求是，通过整顿，广大干警的精神风貌有了较大的变化，一些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得到查处，比较突出的倾向性问题得到有效纠正，检察队伍的法制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各项检察业务工作有新的进展。省级院和分、州、市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验收标准。
四、切实加强对教育整顿工作的领导
首先，要“一把手”亲自抓，并成立由主管检察长、政工、纪检监察、机关党委负责人等组成的教育整顿领导机构，下设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教育整顿的组织、协调、查处、总结、验收等各项工作。高检院已成立了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负责全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的指导。领导小组由梁国庆同志任组长，成员有：赵虹、王克、李保唐、张德利同志。领导小组设办公室，王克同志兼任主任，李保唐、叶惠伦同志任副主任。
其次，上级检察院要加强对下级检察院教育整顿工作的督导。上级检察院不仅要搞好本院的教育整顿，还要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派工作组督导、检查抽查、推广先进经验等多种方式，推动本地区教育整顿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突出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教育整顿要以领导干部和案件多发部门为重点，围绕案件找问题、查原因、追责任，坚决查处严重违法违纪的大案要案。各级院要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确定各自的整顿重点，哪些问题突出就侧重整顿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从中摸索检察机关自身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总结积累有关经验。
第四、掌握政策，依法整顿。既要使每个干警都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又不能搞成人人过关。对大多数干警主要在于学习教育、提高认识；对有一般性错误的干部，要批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对错误比较严重的干部，本人能够主动向组织检讨错误并认真改正的，可以从轻处分或免予处分；拒不自查自纠、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的，必须给予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做出处理。同时，要以调动积极因素为主，关心爱护检察人员。要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执法如山的优秀干警，切实解决干警在各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措施。
第五，要统筹兼顾，认真贯彻落实当地党委关于教育整顿的各项部署，把执法大检查与整顿有机结合起来。要正确处理教育整顿和开展业务工作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
各省级院要把本地区的整顿情况于6月15日以前向高检院作出书面报告。


试论人权的性质

倪学伟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二

《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模侵犯，这种侵犯人权事件就属于国际法上的人权问题。再如南非以前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条约相抵触，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了广泛谴责，并对南非采取了各种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改变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不得与之相抵触。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已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若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则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范畴。如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形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对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并制止和惩办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三

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除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人权领域国际习惯赋予的义务外，人权保护就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只能由国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护才能实现。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1978年某国出兵柬埔寨，致使柬埔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因此，人权的国际保护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人权与主权并不矛盾，西方某些国家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认为“在人类利益面临威胁的时候，有必要牺牲自己的主权”，把人权问题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其实质是要借口人权问题侵害别国主权。关于人权保护的国际条约都是在主权国家间签订的，是缔约国相互尊重主权的结果，在具体实施这些条约时，也必须互相尊重国家主权。这是国际条约法的一个基本要求。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灭绝种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暴力劫持人质、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规模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等，是公认的应予禁止的国际犯罪，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不能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有关国家不得借口“内政”而排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逃避因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除以上严重的人权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权保护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和条件，取决于一国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国家的内政。西方某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既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四

我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保护已经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的人权立法从实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以实现。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具有二重性，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对目前亟待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是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他们自己，而他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我们主张，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取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严格区分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