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议纪要
(1979年5月30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了共青团十大以来团中央的工作和今年后七个月的主要任务。韩英同志代表书记处首先作了“过去七个月的情况和今年后七个月的工作”的发言。与会同志着重围绕改造社会风气、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加强基层建设等迫切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书记处对前一段工作的估计和对今后工作的安排。


(一)

　　会议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全国形势很好。共青团组织跟随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贯彻落实团的十大精神，局面初步打开，工作日渐活跃，成绩应该肯定。

　　一、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加强思想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形势发展得很快、很好。但也出现过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极少数人怀疑或者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一种是怀疑或者反对三中全会方针的思潮。今年二月，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召开的团省、市、区委书记会议，着重解决以四化为中心把全团工作活跃起来的问题，方向对头，影响较好。会议确定的《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明确地把“学习、宣传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转变中的思想工作”作为全团的第一项任务，强调“工作重点的转移，绝不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取消和削弱。相反，这个转移要求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切实加强思想工作，提高思想工作的水平”，要“注意引导青年正确地、有分析地对待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线。”会上介绍和推广的团上海市委在党委领导下做闹事青年思想工作的经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对推动各地团委加强思想工作，维护安定团结，起了一定的作用。青少年报刊、读物积极宣传了党的三中全会方针和四项基本原则，对青年进行教育和引导。今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活动，特别是华国锋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新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任务，对青年是一次继承革命传统、立志献身四化的生动教育，在党内、在社会上、在青年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二、发扬主动精神，以四化为中心积极开展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去年末，社会上对团的工作有一些批评，也有一些误解。新班子、新队伍面临着考验：是消极等待，缩手缩脚，还是向前看，从头干?同志们采取了后一种态度，决心把活动开展起来，在干中打开局面。半年来，团的活动正日趋活跃，其中特别是有两项活动影响较大。一是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一是召开全国青年造林大会，开展建设“绿色万里长城”的活动。这两件事团组织抓得紧，青年劲头足，党委大力支持，各方面都较满意。

　　三、初步恢复了团的系统工作，开始加强了业务指导。团中央各部门都搞了一些调查，积累了一些材料，与各地对口部门建立起了联系。团校继续抓紧培训团的骨干。团的内部刊物恢复，开始交流各地的情况和经验。上半年团中央先后开了一些会议，分别研究和安排了宣传、青农、青工、学校、统战、军体等方面的工作，交换耻意见，交流了经验，对各条战线团的工作有一定推动。

　　四、筹备和召开了全国青联第五届委员会、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使中断十几年的青联、学联组织恢复了工作。这对扩大青年统一战线，广泛地团结和联系各族各界青年，对推动全国学生的团结、进步和全面成长，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要的影响。

　　五、同一些国家的青年组织恢复、发展了友好往来。已有三个代表团分别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日本进行友好访问，同时，接待了来访的十个外国青年代表团。

　　会议指出，所有上述成绩都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在广大团员、青年中团干部共同努力下取得的。同时，会议还分析了前段工作中存在着的一般化的毛病，主要是深入蹲点不够，抓典型不够，抓基层不够，抓落实行动不够。大家决心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扎扎实实地工作，力争做出更多的成果。


(二)

　　会议认为，今后七个月的工作，总的还是继续执行《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团的十大精神为指针，大力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搞好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带领青年一心奔四化，争当突击手，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和调整国民经济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团中央准备集中主要力量做好三件事：

　　一、进一步抓好思想工作，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转变社会风气上打一个硬仗。

　　华国锋同志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的道路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能有丝毫的削弱，而且应当大大地加强。”放松、取消思想政治工作，是绝大的错误。我们要按照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部署，在青年中深入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继续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潮。讲四项基本原则，要从青年的思想实际出发，考虑到他们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运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方法，善于寓深刻的道理于形象的事实之中，不能只是重复一般道理，满足于干巴巴的说教，也不应当回避青年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不久前，上海市敬业中学就一篇作文《乞丐》组织讨论，引导学生分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上海市卢湾区工读学校组织学生三看《流浪者》，认真组织讨论，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我们要注意发现、总结和推广这方面的好经验、好方法，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搞得生动活泼，富有思想性、知识性和启发性。

　　加强青少年教育的一个紧迫课题，就是要以极大的努力在青少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这是全党关心、整个社会瞩目的一件大事。团的十大以来，各地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看来，还抓得不紧、不实，声势不够大，效果不明显，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很突出。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健全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败坏社会风气的严重现象。”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就改造社会风气问题作指示、写批示。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有所作为。下半年，各级团组织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教育、公安、劳动、文化部门和工会、妇联组织，认真打好这一仗，为今后更好地解决问题打一个好的基础。尤其是大中城市团委要大抓社会风气问题，务求两、三年内有一个较大的突破，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工作要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问题，分析原因，选准突破口。可仿照杭州的办法，发动青少年提倡议、订公约，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简明、具体的规范和要求，教育青少年注意文明行为，增强法制观念，加强道德修养。学习辽宁省“调动千百万，教育千百万”的口号和经验，把培养青少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作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团队组织教育的重要内容，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关心青少年的成长。要取得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恢复和开辟青少年活动阵地，推动工厂、学校、街道办好俱乐部、青少年之家和各种文娱社团，丰富青少年业余文化生活。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组织青少年向自卫还击战英雄学习，向新长征突击手学习，向革命老一辈学习，树立为四化献身的崇高理想。注意加强中学团的工作，特别要协助学校做好“慢班”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真总结经验，帮助后进青年进步。深入解剖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有关政策，提出改进措施，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为促进社会风气的改造，团中央拟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重庆、西安、杭州、太原等城市，开展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评比活动，并于国庆三十周年前组织一次检查。

　　城市待业青年数量不少，问题不少，如果处理不好，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树立社会新风，思想教育很重要，但也要注意从经济上去消除犯罪的原因。要调查青年就业的现状和问题，研究、总结各地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的经验，介绍、推广加强街道团的工作和组织待业青年学习、劳动的经验，积极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协助党委做好待业青年的工作。

　　二、继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发动青年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大显身手。

　　按照团中央今年三月的决定和通知，当前要扎扎实实地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推向高潮，做好表彰万名突击手、百名突击手标兵、十面突击队红旗的评比、选拔工作。从中挑出过得硬、叫得响的典型，组织力量总结好、写好、宣传好，使他们的英雄模范事迹深入人心，流传下去。

　　要坚决按照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把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同增产节约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要帮助青年认识，党中央抓纲治国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现在作出调整的决策是为了发展已有的大好形势，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农村团组织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教育青年热爱农村，艰苦奋斗，用大寨的创业精神，改变家乡面貌。工交、财贸战线，特别是轻工业和动力、原材料、燃料工业企业的团组织，要坚持学大庆，组织青年创造优质、高产、低消耗的新成绩，鼓足干劲，革新挖潜，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要把城乡青年学习文化、科学、技术这件大事带起来。

　　三、抓基层，打基础，扎扎实实地搞好团的基层建设。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团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团支部很不健全，这是团的建设上十分突出的问题。团的基层组织不抓好，上面活动再多，工作还是落不到实处。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全团动手，狠抓基层，把团支部办好。要下决心，投力量，认真调查研究，培养、总结出“小海门”、“李家庄”式的团支部经验来。团中央和省、市、区团委书记都要亲自联系一个团支部。要把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改好工厂、农村、学校团的工作条例，下发试行。学习江苏、山东的经验，定期评选、表彰先进团支部和优秀团员，并把它同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在评选新长征突击手和标兵、红旗中，优秀团员和先进团支部应有适当比例。团的各级机关要面向基层，面向青年，面向实际，努力为基层团组织服务，使团的机关真正成为青少年之“家”。

　　为了同各地共同商量这件事情，团中央决定下半年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集中研究、解决加强团的基层建设和团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交流组织工作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健全系统领导的措施。

　　以上三项，是团中央今年后七个月的主要工作，务求抓紧，抓好。在保证重点的前提下，各方面的经常工作也要妥善安排。

　　一、发扬“全团带队”的传统，做好少先队工作。从儿童特点出发，活跃队的生活。积极发展组织，迅速改变少先队员过少的状况。十月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集中研究解决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方向、任务和方法。

　　二、加强青年运动的理论研究工作。着手搜集和整理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发动各地团组织编写各个时期青年的斗争历史和人物故事。同时，研究这一代青年成长的特点和当前的思想动向。

　　三、继续发展同各国青年的友好往来和国内各族各界青年的统一战线工作。


(三)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后七个月的工作，特别是在主要的三件事上搞出成果、有所作为，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一定要使各级团委首先是团中央机关的工作作风有一个大的转变，工作方法有一个大的改进。

　　第一，要把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作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一环来抓。调查研究是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功，是医治工作一般化弊病的特效良方。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际上是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大问题。我们要从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从调查研究中物色典型，从调查研究中找经验，从调查研究中出成果。总之要把工作建立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之上。要从领导做起，用更多的时间，组织更多的人力，到基层去，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到团员、青年中间去，蹲下来进行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尽量搞出“产品”，拿出成果，写出有材料、有观点、有分析、有办法的情况、报告、经验来。

　　第二，要确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思想。团的工作面广、线长、事多，只有抓住主要环节，一抓到底，才能把劲使到点子上，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想有所为，必然要有所不为。坚决改变那种四面出击、平分力量的做法，使今年后七个月的工作有一个新的起色。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团处于助手地位，工作要求又很少硬指标，客观上伸缩性较大，如果缺乏高度的责任心、事业心、进取心，很可能安于无所作为的状态。各级团委包括团中央都要以此为戒，不断地以不怕困难的旺盛斗志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共同勉励。各级团委都要坚定信念，振奋精神，树立“为四化立功”的雄心壮志，从实际出发，大胆工作，在新长征中做出新贡献。

　　

　


简论民事诉讼模式

周成泓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界定
我国学者关于诉讼模式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本质属性说。这种观点认为模式能够反映某一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化样式，是指某一系统的结构状态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它是对某类事物或行为特征的概括或抽象。二是诉讼地位及法律关系说，并将模式与形式、结构、构造视为具有相同的含义。认为模式是对一定事物的内部各个要素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描述。笔者以为，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也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模式。诉讼模式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1）主体要素，即当事人与法院。（2）诉讼权限的配置。民事诉讼模式实质上表达的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诉讼权限的配置关系，不同的配置关系构成不同的诉讼模式。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理论价值
民事诉讼模式是对特定的民事诉讼制度本质的外在反映，运用民事诉讼模式来分析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民事诉讼的本质内容。具体来讲，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具有以下重要理论价值：
第一，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是基本的关系，诉讼始终围绕着这一关系而展开。所以，以当事人与法院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民事诉讼模式，可以把握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基点，而这一权限配置决定了某一特定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属性，使我们能够认清不同国家民事诉讼制度的本质特征。此外，通过不同国家民事诉讼模式的分析，可以找出相同点与差异点，分析利弊，以不断完善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第二，研究民事诉讼模式，可以促进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程序不仅仅是作出某决定或得出某一结论所经历的过程或手续，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各主体对形成决定或结论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即他们相互之间的地位、关系。主体的这种程序中的地位、关系，不但是程序权限划分，更重要的是这种角色定位明确了各个主体对形成最终结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各自在其权限范围内对程序结果分担责任。由于诉讼模式是以当事人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置为研究内容，所以，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能够促进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中各自角色的合理定位，并形成合理的归责机制，以达到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结构。
第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有助于民事诉讼其他具体制度研究的深化。由于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内容带有根本性，对民事诉讼体制的构件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模式应当属于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范围，它对其他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功能。在一些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好理论中，例如诉讼标的理论、证据理论等，都涉及到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对深化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具有基础的理论价值。

三、民事诉讼两大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
（一）民事诉讼中两大模式的含义
从宏观的角度看，民事诉讼理论界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分类，基本上认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二分法，但对那些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属于当事人主义，哪些国家的属于职权主义，则存在分歧，张卫平还进一步将当事人主义划分为英美型当事人主义与大陆型当事人主义。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大陆型诉讼模式的划分，主要是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而确定的。
1、当事人主义
所谓当事人主义，英语的表述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该原则要求当事人（1）提起诉讼；（2）确定争点；（3）提出证据给法院等。在当事人主义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而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也在当事人，而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
1、职权主义的含义
职权主义（德语为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当事人主义相对，职权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欧美各国的民事诉讼普遍贯彻实施的就是职权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后一度改行当事人主义。在19世纪的产业革命浪潮中，以至整个20世纪，各国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又加强了职权主义的色彩。
（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成因
1、当事人主义的成因
在民事诉讼法典中首先确立当事人主义的当属1806制定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和1891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等都确立了当事人主义。 作为开山鼻祖的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在制定时，当时的诉讼理念认为，民事诉讼是涉及私人利益的纠纷，故运作诉讼和诉讼程序进行的主导权应该由当事人拥有，法院及法官在诉讼中只是严格的中立者，只能就事实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诉讼观的思想，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制定后，与自然法思想、社会契约说以及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汇合，在排除国家对市民社会干预的运动过程中形成了纠纷解决的当事人主义优越的浪潮。此外,还有学者论述道：当事人主义的成因还有更深的层次,这就是私权自治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从私法自治原则的角度来说，私法自治与法国民诉法典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诉讼观是相互关联的。由于民事纠纷起因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执,便要求贯彻调整私法的原则,国家的干预必然回破坏当事人之间建立在私法基础上的平等关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从市场经济的关系来说，由于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为只是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并不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因此，反映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法院只能是居中裁判。
2、职权主义的成因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法典的典型代表是1895年制定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后来，一些原先采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如法国等也转而采取职权主义。德国1976年民事诉讼简化法也有此倾向。更令人深思的是，1991年美国司法制度改革法和1995-1996年英国沃尔夫勋爵组成的司法改革小组拟订的方案（Access to justice）也对英美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超然地位进行了反省，强调了法官对程序的干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期，职权主义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盛行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二：一是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诉讼程序，由于当事人肆意操作诉讼程序，造成了审判迟延、程序复杂以及费用增加等令人不快的后果；二是作为当事人主义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随着19世纪末产业革命的兴起，城市化和大规模化的纠纷解决，以至不能再任由当事人主宰诉讼程序来完成，为了迅速且经济地解决民事纠纷，各国才开始强化了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职权。不过，尽管在18-20世纪，各国民事诉讼出现了当事人主义向职权主义的过度，但并不意味着各国的历史背景是相同的。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不同，都会导致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在各自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表现形式和内涵的差异。
四、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趋势
以上只是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民事诉讼模式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某种诉讼模式，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两种模式总是交错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的构造原则，并伴随着绝对化的倾向。与此相对，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协调。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诉讼民主与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各国民事司法改革方兴未艾，除了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改革以外，各国也不失时机地调整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权限分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各自作用，实现诉讼公正。
在英美法系的民事司法改革中，主要是强化法官在诉讼中的职权作用，法官不但在诉讼程序的推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限，甚至在某些实体问题上法院也享有决定性的权限。这在立法中已经有所体现。在审前准备程序中这一点体现得较为充分：法官积极地介入审判程序，促进诉讼的进程，包括设定证据开示的最后期限、确定审判日期以及促成当事人和解等方面，法官已更多地转向案件的管理。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虽然同属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却存在差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法官原本对诉讼程序的进行就享有较大的权力（职权进行主义），特别是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主导庭审程序、主动询问证人，同时法律海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所以在以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在保证法官的程序管理权的同时，也在不断扩大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控制。
在民事诉讼构造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带来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法官的职权作用，虽然能够克服以上不足，但又会产生法官中立性问题。所以，两大发系在保证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基本构造的基础上，不断调整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权限分配，因而出现既重视当事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保障，又强调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力，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与法官相协同的新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特别是在当事人主义固有的当事人主导的理念基础上，导入了法官对诉讼程序的一定的控制权思想，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西方各国民事诉讼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其诉讼模式的基本内容，而仅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当事人与法院的权限配置，以使其更符合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其诉讼模式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