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执行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执行国务院《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实施办法
（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３日北京市人民政府 京政发 ５９号文件发布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１２号令修改）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北京地区的一切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当执行国家发布的《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等有关标准。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排放标准的，改按北京市的排放标准执行。
对超过上述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要征收排污费；对其他排污单位，要征收锅炉烟尘排污费。
排污单位缴纳排污费，并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治理污染、赔偿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
第三条 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按本办法附表的规定执行。
排污单位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中，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收费最高的一种计算。
第四条 对缴纳排污费后仍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从开征第三年起，每年提高征收标准百分之五。
排污单位经过治理和加强管理，已经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显著降低排污数量和浓度，可向所在区、县环保部门申请，经核定属实，从申请之日起停止或减少收费。
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加倍收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布以后，竣工投产的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项目和挖潜、革新、改造的工程项目排放污染物超过标准的；
（二）有污染物处理设施而不运行或擅自拆除，排放污染物超过标准的；
（三）国家和市、区、县下达的限期治理项目，无正当理由逾期未能完成，排放污染物超过标准的；
（四）采取稀释等不正当手段排放污染物或谎报排污情况的；
（五）使用渗井、渗坑排放有毒有害废水的。
有（四）、（五）两种情况的单位，除立即改正或限期停止使用外，排放的污染物未超过标准的，按超标五倍以内收费。
第六条 排污费由各区、县环保部门按月征收。排污单位不论其隶属关系和所有制关系，都应当如实地按规定向所在区、县环保部门申报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经区、县环保部门核定后，发给缴费通知单，作为征收排污费的依据。
排污单位申报的数据，自己负责监测，也可请其他单位监测。区、县环保监测站有权进行抽查，双方对监测数据发生异议时，由市环保监测中心技术裁定。
第七条 缴费通知单在每月的十日前发出，排污单位接到缴费通知单后，在十天内向所在区、县环保部门缴付排污费。逾期不缴的，每天增收滞纳金千分之一，超过三个月不缴的，区、县环保部门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企业单位缴纳的排污费，可以从生产成本中列支。提高征收标准部分和罚款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利润留成或企业基金中列支；实行“利改税，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中列支。事业单位缴纳的排污费和罚款，先从单位包干结余和预算外资金中列支，如有不足，可以从单位事业费中列支。
第九条 征收的排污费，纳入预算内，作为环境保护补助资金，按专项资金管理，不参与体制分成。
中央部属和市属排污单位的排污费缴入市财政，区、县属以下排污单位的排污费缴入区、县财政，均列入“其他收入”。
环境保护补助资金，分别由市、区、县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使用。要坚持专款专用，先收后用，不得挪用。如有节余，可以结转下年使用。
第十条 各区、县环保部门在每月的二十五日前，将本月所收排污费应上缴市的部分上缴市环保局，由市环保局转缴市财政。同时，各区、县环保部门将所收区、县属以下单位的排污费转缴区、县财政。
环境保护补助资金的百分之八十用于补助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染源治理；百分之十五用于补助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治理；百分之五用于补助市、区、县环保部门监测仪器设备的购置和征收排污费的业务开支，但不得用于盖办公楼、建宿舍、发放奖金、职工福利等非业务性开支。
后两项补助资金，由市、区、县财政部门按月分别拨给市、区、县环保部门统一安排使用。
第十一条 排污单位在安排治理污染项目时，应当首先利用本单位自有财力进行，如确有不足，可报经主管部门审查汇总后，向市、区、县环保部门申请补助。环境保护补助资金每半年安排一次，补助数额一般不得超过主管部门所属单位缴纳排污费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属于第五条第一款所列情况的单位，不予补助。
第十二条 用环境保护补助资金安排的治理污染项目，由环保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通过建设银行监督拨款。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起执行。
附表： 排污费征收标准
一、废气
表一 单位：元
＜font size=+1＞┌─────────────────────┬─────┬──────┐│ 有害物质名称 │超标排放量│浓度超过标准││ │每公斤 │每10立方米 │├─────────────────────┼─────┼──────┤│ 二氧化硫、二硫化碳、硫化氢、氟化物、氮氧│0.04 │ ││化物、氯、氯化氢、一氧化碳 │ │ │├─────────────────────┼─────┼──────┤│ 硫酸（雾）、铅、汞、铍化物 │ │0.03－0.10 │├──┬──────────────────┼─────┼──────┤│生产│玻璃棉、矿渣棉、石棉、铝化物 │0.10 │ ││性粉├──────────────────┼─────┼──────┤│尘 │电站煤粉、水泥粉尘 │0.02 │ ││ ├──────────────────┼─────┼──────┤│ │炼钢炉粉尘、其他粉尘 │0.04 │ │└──┴──────────────────┴─────┴──────┘＜/font＞
表二
＜font size=+1＞┌────┬──────────┬────┬────┬────┬───┐│工业及采│超标倍数 │4以内 │4.1－6 │6.1－9 │9以上 ││暖锅炉烟├──────────┼────┼────┼────┼───┤│尘 │林格曼黑度 │2级 │3级 │4级 │5级 ││ ├──────────┼────┼────┼────┼───┤│ │每吨燃料收费（元） │3.00 │4.00 │5.00 │6.00 │└────┴──────────┴────┴────┴────┴───┘＜/font＞
注：（１）蒸汽机车及其他流动污染源的排烟暂不收费。
（２）火力电站、工业和采暖锅炉的废气，目前暂按烟尘征收排污费，其他有害物质暂不收费。
（３）工业窑炉和茶炉，参照“工业及采暖锅炉”的标准征收烟尘排污费。
二、废水
单位：元／吨水
＜font size=+1＞┌──────────────┬───────────────────┐│ 有害物质或项目 │ 浓度超标倍数 ││ 名称 ├───┬───┬───┬───┬───┤│ │5以内 │5－10 │10－20│20-50 │50以上│├──────────────┼───┼───┼───┼───┼───┤│ 汞、镉、砷、铅及其无机化合│0.20 │0.30 │0.45 │0.90 │2.00 ││物，六价铬化合物 │ │ │ │ │ │├──────────────┼───┼───┼───┼───┼───┤│ 硫化物、石油类、挥发性酚、│0.15 │0.20 │0.35 │0.60 │1.00 ││氰化物、有机磷，铜、锌、氟及│ │ │ │ │ ││其化合物、硝基苯、苯胺类 │ │ │ │ │ │├──────────────┼───┼───┼───┼───┼───┤│ 悬浮物、ＣＯＤ、ＢＯＤ、 │0.06 │0.10 │0.15 │0.20 │0.30 ││ pＨ值 │ │ │ │ │ │├──────────────┼───┴───┴───┴───┴───┤│ 病原体 │ 0.08 │└──────────────┴───────────────────┘＜/font＞
注：ｐＨ值超出６－９，每高、低１按超标倍数５以内基数（０．０６元）的
一倍计。
三、废渣
单位：元
＜font size=+1＞┌────────┬───────┬───────┬─────────┐│ 有害物质名称 │向水体倾倒或排│无防水、防渗措│无专设的堆放场所堆││ │放每吨 │施堆放每吨、月│放每吨、月 │├────────┼───────┼───────┼─────────┤│ 含汞、镉、砷、│ │ │ ││六价铬、铅、氰化│ 36.00 │ 2.00 │ ││物、黄磷及其他可│ │ │ ││溶性剧毒物废渣 │ │ │ │├────────┼───────┼───────┼─────────┤│电厂粉煤灰 │ 1.20 │ │ 0.10 │├────────┼───────┼───────┼─────────┤│其他工业废渣 │ 5.00 │ │ 0.30 │└────────┴───────┴───────┴─────────┘＜/font＞
注：（１）排放或倾倒或无防水、防渗措施堆放剧毒废渣，除收费外，应立即制止
其行为，并责成清理。
（２）“电厂粉煤灰”一项，只适用《环境保护法（试行）》公布前建成投放
而未建灰场、已向水体排放的燃煤电厂。其他电厂（包括上述电厂扩建
）排放粉煤灰，适用其他工业废渣的标准。
（３）在尾矿坝、灰场、废渣（包括煤矸石）专用堆放场等设施内堆放的，暂
不收费。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法律制度研究
陈朝晖*
（渤海大学商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摘要: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同于赠与的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文试就这一法律行为的法律依据、性质、相关法律问题及其法律制度的构建加以论述。
关键词：身体组成部分 法律依据 赠与合同 法律性质 立法
Legal Authorities Required for Organ Donations
Zhaohui-Chen
(School of Commercial Scienc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0, China)
Abstract: Donation of a reliquiae or an organ should be an independent lawful decision and not be treated as a common gift.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legal substratum, quality, relevant problem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associated with such donations.
Key words ：organs, legal substratum, gift, quality, legislation
无论是从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还是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出发，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义举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捐献的对象之不同，其可分类为：组织捐献、器官捐献与遗体捐献。组织是由形态相似或功能相近的细胞或细胞间质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1](P3)比如血液。器官是由多种不同组织构成的，具有一定机能的结构单位，[2](P777)如肾脏、脊髓等。由此可见，组织捐献与器官捐献是不同的，捐献组织并不是捐献组织所属的器官，而捐献器官则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捐献。比如捐献血液，不必将血管一同捐献；捐献肾脏，也不能单独捐献其构成之上皮组织或结蒂组织。遗体捐献是指自然人自愿在其死亡之后将其遗体包括其组成各器官捐献的行为。如果捐献人捐献的对象不是遗体的全部而只是某些器官或组织，则应归入器官捐献或组织捐献的范畴。此外，按捐献人生命状态之不同，又可分为活体捐献和身后捐献；按捐献的对象是否特定，可分为对象特定的捐献和对象不特定的捐献；按捐献的目的不同，可分为临床医疗用捐献和科研教学用捐献。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在医疗事业和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3](P43-44)在此不必赘述。本文试就与之相关的诸法律问题加以探讨。
一、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法律依据
主体欲为一定之行为，必须享有为该行为之依据，即使除物权行为之外的许多私法行为只要法无明文禁止便为许可，即此类行为并不需要法律条文上的依据，但法学理论上的依据仍必须探寻。否则即使这一行为符合道德上“善”的要求并且这一权利为普遍之社会文化心理所认同，仍然得不到法的保护甚至还要受到法的制裁。比如大义灭亲。那么，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法律依据何在？有论者认为公民献血以救死扶伤，将自己的肌体、器官提供给他人做医学试验和其他科学试验，捐献自己的器官供他人移植属于生命权之行使。[4](P282)
本文作者认为：自然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基础权利在于身体权而非生命权。因为生命权是有生命的主体依法生存的权利，他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的生命。而身体权是自然人主体依法享有自己的身体的权利，他的客体是自然人主体的身体，包括构成身体之细胞、组织、器官等。虽然身体是权利主体之生理组织，是生命之载体，[4](P284)但在活体捐献中，捐献人捐出自身的组织和器官必须以不危及其生命为限。在价值的天平上，任何人的生命都是等值的，以一个人的牺牲换取另一个人（即使是另几个人）的生存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应当允许的结果。同时，生命权专属于权利主体本人，它是不可让渡的。盖个人生命虽为个人法益，同时为社会法益也。[5](P282)除了特定的国家机关依法可以剥夺少数公民的生命权以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享有这一权利，包括捐献者本人（否则就会推出阻止一个人自杀是侵权行为这一悖论），更莫论医院和医生。而在身后捐献中，因为捐献者本人已经死亡，其生命权也随之消失。这时死者的遗体或其他组织、器官是作为“物”的形式而为其家属或其他遗嘱执行人所有并按照死者生前的意志捐献的。但是,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利益的保护，并不因其死亡而终止。而且，公民的身体权包括“对自己死后的遗体处理方式嘱托安排的权利。”[6](P133)因此，捐献人死亡后，其生命权已不复存在，更莫论其行使，但其身体权并不随之消亡，只不过实现这一权利需要仰仗他人（家属或其他遗嘱执行人）的行为而已。
二、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同于赠与的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与赠与在表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前者纳入后者的范畴，并认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当然适用于《合同法》第十一章赠与合同的有关规定。但若细致地分析，捐献身体组成部分还是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行为更为妥切。
首先，赠与行为是赠与人依法处分自己财产的法律行为，[7](P619)是一种财产权的让渡。所谓财产权(right of property)，是人身权的对称,即民事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它具有物质财富的内容，一般可以货币进行计算。财产权包括以所有权为主的物权、准物权、债权、继承权以及知识产权等。[8](P33)而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身体权的让渡，身体权属于人身权的范畴，它不具有经济利益，也不具有物质财富的内容，不可以货币进行计算。将身体权与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与货币直接挂钩的行为是法所禁止的。
其次，有关赠与的一些法律规定，显然不能适用于身体组成部分之捐献，理由如下：
1、赠与是合同关系，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其发生法律效力须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为必要条件，即赠与人要约表示赠与的意思，受赠人承诺表示接受。而在身体组成部分捐献中，要求受赠人承诺表示接受作为生效要件不仅仅是画蛇添足，有时也是不现实的。
欲说明此点，首先要弄清谁是受赠人的问题。在教学科研用捐献中,受赠人当然是受赠的教学科研单位或教学科研人员。但在临床医疗用捐献中，就存在受赠人是医院还是病人的探讨。本文作者认为，受赠人应当是病人而不是医院。在对象特定的捐献中，这一问题很好理解。在对象不确定的捐献中，尽管从表象看是捐赠人将身体组成部分捐献给医院，再由医院寻找和确定有此需要的病人，但此时医院只是饰演中介方和临时保管人的角色。这是因为：首先，从捐献人的主观意志和目的看，他（她）是希望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能够成为有需要的病人的身体组成部分，只不过将选择病人的权利交由医院代为行使。其次，身体组成部分对其主体本身而言属于身体权支配的范畴，但一经基于身体权的捐献行为之行使，身体组成部分即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便演变成“物”。如果将受赠人理解为医院，则医院便可基于对物的所有权对其加以处分，这是很不严肃的。虽然医院对物的处分仍要受到公序良俗的限制，但如何确定医院恶意或轻率处分以及怠于保管的标准和责任？这无疑使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另有论者提出，未指定特定受赠人的情况下，由红十字会充当受赠人最为妥当，从而可以防止医院无偿获得人体器官后出售的违法行为。[9]（P169）但红十字会如何便不会不当处分受赠之身体组成部分，这显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悖论。因此立法上只有明确受赠人是病人而不是医院，方能更好的保障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的严肃性。
既然如此，如果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赠与，那么在临床医疗用捐献中，则还必须有受赠人的承诺接受才能生效。在对象不特定的捐献中，因为受赠人是谁尚不清楚，自然就不会有受赠人承诺接受这一要件，从而使捐献行为归于无效。即使在对象特定的捐献中，如果病人病情较重，神志不清或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且病人又不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不能由其监护人代为表示接受，则还是会使捐献行为欠缺法律效力。所以将捐献身体组成部分解释为单方法律行为，即捐献人愿意捐献而受赠人不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行为便有效，才能使之具有现实可行性。
2、我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或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赠与，赠与人不履行交付义务，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这些规定，显然也只适用于财产之赠与，而不能适用于身体组成部分之捐献。法的强制力只能剥夺违法者的财产权、人身自由权、荣誉权、政治权乃至生命权，但不得剥夺任何人的身体权。假设某人先表示捐献一颗睾丸给一位性无能者，但事后又不愿为捐赠之行为，若受赠人起诉，法院按我国法律有关赠与的上述规定应当判决捐献人将一颗睾丸“赠与”受赠人，如逾期不履行，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执行庭如果强制执行，就要将捐献人强行阉割，届时演绎一场举世瞩目的法制闹剧就在所难免了。反之，若不强制执行，则这一规定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可见，将身体组成部分之捐献纳入赠与的范畴只能使法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此外，从语义上理解，“赠与”一词不含有道德评判的因素，而“捐献”一词从字面上就体现出其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赠与完全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国家不在道德层面上对其进行价值分析。同时从道德层面出发，国家也不能够将赠与笼统地赋予“善”的内涵。因为在平等的前提下，人只有自利而不是利他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10]（P1-12）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11]（P1207）鼓励公民都去为赠与的行为不但是不可行的而且是有害的。然而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所以是一种“善”举，是因为这一行为虽然可能给捐献人的健康或其家人的情感造成损害，但以自身较小的牺牲可以换取他人更大的快乐乃至生命的延续，这是社会应当大加褒扬的。捐献行为与人的自利本质并不矛盾：平等的前提下，因为自利，所以人要关爱自身的健康和自己的家人，而不是把自己的一切赠与他人使自己忍受痛苦、令自己的亲友担心而使他人更加快乐。但在他人处于危难时，平等的前提不存在了，他（她）知道挽救他人的生命或治愈他人的疾病要比自身的健康和家人的情感更重要、更有价值，从而义无反顾地将身体组成部分捐献出来。故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宽泛的赠与并不具有“善”的属性，而“舍小我成就大我”的捐献却当然具有“善”的内涵。鉴于我国当前医疗和科研用人体组织器官严重匮乏的现状，国家需要对身体组成部分的捐献予以鼓励。用“捐献”这一富有“善”的内涵的表述，本身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一行为的支持和积极评价。
三、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的法律性质
1、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谓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是指根据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说只要捐献人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的意思表示，无需受赠人同意，该行为就可成立。前文已经论述过，只有将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界定为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才是科学的、可行的。
２、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所谓无偿法律行为，是指一方给与对方某种利益，对方只接受该利益并不因此支付相应对价的法律行为。在活体捐献中，因为组成身体的组织和器官在脱离身体之前，不属于物的范畴，因此不能适用商品交换的规律来调整捐献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在组织器官脱离捐献者身体之后输入或植入受赠人身体之前，虽然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但此物的归属已经确定??即受赠人（尽管有时受赠人是不确定的），此时其同样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在遗体捐献中，虽然遗体是物，但此物上附着着许多并不随着主体的死亡而消亡的人身权利，比如身体权、名誉权等。若遗体的所有者将遗体出售，该行为将因侵犯死者的人身权利导致违法而归于无效。因此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一种无偿民事法律行为。但这里的对价特指与所接受的利益相对应的对待给付，而捐献人因捐献行为而必须发生的手术费用、恢复身体健康所必需的营养费、以及其误工损失费、看护费等应由受赠人负担。为鼓励捐献，上述费用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即不是以捐献为名行买卖之实，法律就应当支持。《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患者不得以任何方式有偿获取人体器官，但应当支付移植手术所需的正常医疗费用。
３、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人身性民事法律行为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是对个体身体权的重大处分，而且这一处分一旦成为事实就无法挽回，因此这一行为必须由捐献人亲自进行，一般不适用民法上有关代理的相关规定。同理，死者生前未表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的，死者家属不得将死者的身体组成部分捐献。因死者家属行使对死者遗体这一“物”的所有权，必须以不侵害死者自身的身体权为前提。有论者提出死者生前未明确表示反对捐献身体组成部分，其近亲属也无一人反对，则可推定为其同意捐献身体组成部分。[3]（P45）《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第六条第二款也规定：死者近亲属书面同意且死者生前未有不同意捐献的意思表示，则符合身后捐献的条件。本文作者认为：从常理推断，死者若非猝死，则若其意欲为死后捐献，则其生前当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死者生前未明确表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其没有捐献的意愿，以此推定其同意捐献是违背其意志的，是对其人身权的侵犯。法学不是经济学，法律也不能为追求利益和效率而忽视对正义的关怀。所以无论出于任何社会需要方面的考虑，都不能作为损害个体正当权益的理由。此外，欲使这一设想上升为法律，势必与人们的传统观念产生较大冲突，届时必将对社会的稳定状态形成较大冲击。而为了防范这一不良后果的产生，必须在这一法律的宣传普及上做很多工作，这不仅需要支付大量社会成本，同时其效果也难以尽如人意。因此这种推定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怀疑。
四、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之变更与撤销
因捐献身体组成部分不是任何人的法定义务，只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的表现。如果法律试图将一种理想道德强加于所有自然人之上，则其结局注定是悲剧而无有其他。因此法律必须充分尊重捐献者的意愿，允许其在捐献之身体组成部分植入他人体内之前随时变更和撤销捐赠事项。但捐献人表示捐献之后，如受赠人基于这一意思表示而作了受赠的必要准备，此时捐献人变更或撤销捐献而给受赠人造成损失，捐献人应给与赔偿。这不仅是出于保障受赠人合法权益的考虑，同时由于捐献毕竟是一项重大的民事决定，为防止这一行为失之轻率，要求捐献人对自己的行为负一定的责任亦未尝不可。
在死后捐献中，死者的家属同样享有撤销权（变更是一种部分撤销）。无论捐献身体组成部分在医疗与科研事业中何等重要，都不能作为剥夺这一权利的理由。如前所述，法不能因任何一个重大意义而忽视其对个体的关怀。确认这一权利，不是或主要不是出于对死者家属就死者遗体所享有的所有权的尊重，而是出于对死者家属感情的尊重。因为法律保护死者的人身遗存，实际上是保护生者的精神，尤其是死者近亲属的精神。[12](P206)同时，虽然捐献行为是死者生前基于其身体权做出的，且这一身体权延伸到其死后，但死者家属违背其生前意志，撤销捐赠是为了让其遗体有一个在他们看来更好的归宿，并不构成对死者身体权的侵犯。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发生：因捐献人撤销权之行使，致使受赠人失去了寻找其他供体的良机，或受赠人已经开始为移植而进行切除手术，而此时捐献人撤销捐献，从而导致或有可能导致受赠人死亡。从表象上看，捐献人明知自己撤销捐献之行为会导致受赠人死亡，仍放任这一结果之发生，似应为法律所禁止。但撤销行为之行使，基于捐献意思表示之发生。而后者本身又不是法定义务，因此，不能以此作为限制捐献人撤销权行使的理由。此外，如上所述，如捐献人届时不再自愿捐献，国家不能运用法的强制力使之付诸实践。因此，无论从保障捐献人的热情还是从实际的可行性来看，都必须承认撤销权是一种绝对权。当然，这一确认需要一系列制度保障，尤其是捐献人对受赠人的损失的补偿制度，包括因此造成受赠人死亡，对其家属的精神赔偿。同时，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捐献人之捐献行为系出于恶意，得对其进行行政及刑事上的惩罚。
五、关于已植入受赠人体内组织器官的法律问题
植入受赠人体内的组织器官，已成为受赠人身体的一部分，受赠人对此享有当然之支配权。此时，捐献人不能对已脱离自身而成为他人身体组成部分的组织器官行使任何权利，因该项权利之行使已没有法律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