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规范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对信托投资公司的审慎监管，规范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行为，维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现就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是指信托投资公司根据委托人意愿、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

二、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应设立集合信托计划，并在集合信托计划开始推介前,逐一向注册地银监局报告。异地推介集合信托计划的，须先经注册地银监局审批其办理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资格，并在开始异地推介前向推介地银监局和注册地银监局报告，每个集合信托计划最多只能同时在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地银监局辖内（城市不限）和另一个银监局辖内不超过两个城市推介,而且接受异地推介的资金信托合同，每份合同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一百万元（含一百万元），且机构委托人需同时出具其投资于该集合信托计划的资金不超过其净资产20%的证明文件，自然人委托人需同时出具个人稳定的年收入不低于十万元的收入证明。在任一时点，信托投资公司正在异地推介的集合信托计划不得超过两个。集合信托计划推介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向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提交有关推介情况、接受资金委托情况的正式报告。

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委托非金融机构推介集合信托计划。

异地推介是指信托投资公司亲自或委托其他金融机构在其注册地银监局辖区以外的其他城市向潜在的委托人散发集合信托计划推介材料（或作口头宣传）并接受资金信托的行为。

三、信托投资公司在履行报告程序时，至少应在集合信托计划开始推介前5个工作日，向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送达含如下内容的材料两份。推介地不是银监局所在城市的，除向推介地所属银监局报告外，应同时向推介地银监分局报送一份材料。在此期间，受理部门无异议的，信托投资公司可进行推介。

（一）集合信托计划的名称、目的和规模；

（二）信托资金运用范围和运用方案；

（三）信托合同样本；

（四）信托计划执行经理介绍及简历；

（五）项目尽职调查报告（适用时）；

（六）集合信托计划推介方案（应载明拟推介的具体城市）；

（七）与商业银行签订的信托资金代理收付协议（适用时）；

（八）最近一年来结束的集合信托计划的清算情况；

（九）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批文复印件（适用时）；

（十）中介机构出具的关于集合信托计划合法合规性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四、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应当就委托人的资产状况（或个人收入）、收入稳定状况、投资经验、对金融风险的熟悉程度、风险承受能力、对信托制度和相关法规的了解程度进行尽职调查，并将有关材料妥善保管，以备监管部门检查。

五、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应对信托资金拟投向的项目进行尽职调查，出具独立的尽职调查报告。无具体运用项目要求或信托投资公司代为确定用途的集合信托计划，应在信托资金运用于特定项目前，对该项目履行尽职调查程序。对于有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信托投资公司必须说明其投资策略、投资组合范围和风险控制策略（至少包括有关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等手段和电脑系统情况，逐日盯市的市场风险控制措施，紧急情况下的止损制度），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各自的有效监控手段，完善的内部控制和独立外部审计安排等内容，并按规定定期向委托人、受益人披露信托财产的浮动损益状况。

在尽职调查报告中，除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风险审查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评估外，还应披露该项目是否涉及关联方交易。涉及关联方交易的，应进一步披露关联关系的性质，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占集合信托计划的比例、定价政策和依据、公允市场价格水平等。

前款所称“关联方”按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的通知》（财会字〔1997〕21号）及附件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1〕49号）的有关规定确认。

六、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信托资金应逐步试行托管制。对拟投向的项目涉及关联方交易的或者投资于有价证券的，必须将该集合信托计划项下的资金交由合格的商业银行或其他合格的信托投资公司托管。信托投资公司应当与托管人签订托管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托管人至少应对信托资金使用和收回情况、项目进展情况（或有价证券投资的合规性情况）、信托利益计算和分配情况予以监督，并每季度提交书面托管报告，由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定期向委托人、受益人和有关银监局披露。遇有信托投资公司违规操作、集合信托计划资金使用方的财务状况严重恶化、担保方不能继续提供有效的担保等重大情况时，托管人应当立即向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地银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七、信托投资公司将信托资金交付托管时，担任托管人的商业银行或其他信托投资公司应当与该信托公司、信托资金利用方没有利益冲突或关联关系，并具备以下条件：

（一）注册资本和资本充足率符合有关规定；

（二）具有3名以上熟悉信托业务和账户管理知识的专业人员；

（三）具有相应的信托资金托管账户管理系统；

（四）具有完善的内部稽核和风险控制制度；

（五）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在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与任何一个关联方交易的发生额不得超过集合信托计划的50%，并且交易条件不得劣于非关联交易情形下的一般条件。此外，在达成关联交易前，信托投资公司必须向全部受益人披露该关联交易条件和市场的一般交易条件。若代表全部受益权10%以上份额的受益人反对该关联交易条件的，信托投资公司应当暂停达成该关联交易，但按信托合同约定的程序获得有效份额的受益人认可后，可达成该关联交易。

九、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可与商业银行签订信托资金代理收付协议。委托人以现金方式交付的信托资金，应当由商业银行代理收付。信托投资公司委托商业银行办理集合信托计划收付业务时，应明确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商业银行只承担代理资金收付责任，不承担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风险。

信托投资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由商业银行代为向投资者推介集合信托计划，但不得由商业银行代理信托投资公司与委托人签订信托合同。在商业银行网点放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推介材料或其他信息披露材料时，必须进行风险提示，在材料的显要位置注明商业银行不对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及集合信托计划风险由委托人和受益人承担（有关风险提示条款应经律师审核）。

十、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应按一个信托计划设置一个银行账户的原则，为每一个信托计划开立一个信托财产专户；异地推介的，应在推介地为该信托计划开立银行临时账户，推介期满时，将信托资金划转到该信托计划的信托专用账户。

十一、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应当亲自处理信托事务，不得将信托财产再委托给其他人管理，但信托合同中已有明确约定并且在有关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推介材料中进行了专门风险揭示的除外。

十二、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应按照《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2〕314号）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4〕90号）向委托人、受益人和监管部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集合信托计划完全向机构委托人推介的，经委托人同意，信托投资公司可以适当减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信息披露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披露内容，但被减少的信息披露内容必须在信托合同中逐一列明。

十三、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出现集合信托计划到期结束后无法按信托合同的约定向信托受益人交付信托财产情形的，如果是由于信托投资公司违背信托文件的约定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资金导致的，信托投资公司必须以其固有财产承担损失。

十四、信托投资公司申请办理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严密的内控制度，且执行良好；

（二）具有完备的信托业务操作制度，且执行规范；

（三）公司及资金信托业务均具有健全的风险管理制度，且执行良好；

（四）在关键岗位上具备充足的专业人才，包括具有合格的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CFO）、资源运营总监（CRO）和信托执行经理。

（五）已在其注册地推介的集合信托计划不少于2个，且在最近一年来结束的集合信托计划中，没有信托本金发生损失且应由信托投资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形；

（六）最近两年自营业务未发生重大风险隐患，且按照银监发〔2004〕4号文件要求提足全部准备金后，净资产不少于人民币5亿元；

（七）严格执行信托公司及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信息披露规定；

（八）最近两年内没有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包括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九）中国银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十五、信托投资公司申请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的，应当向其注册地银监局提交包括如下内容的材料一式两份：

（一）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申请书；

（二）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发展规划；

（三）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风险控制制度；

（四）最近两年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信托投资公司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五）最近一年来结束的集合信托计划的清算报告；

（六）信托投资公司对最近两年来经营各项业务合规性情况的申明；

（七）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批文复印件、财务总监资格证明复印件（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或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类资格证书）、3人以上信托执行经理资格证明复印件（信托经理资格证书、发达国家和地区同类资格证书，如美国的CFA证书）。

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地银监局自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依据《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审查表》（见附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审批决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具备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的，不得在异地推介集合信托计划。

十六、各银监局应加强对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监管协调和信息沟通工作。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地银监局负责对辖内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全面监管；集合信托计划推介地银监局负责组织、协调辖内有关城市银行监管部门对异地集合信托计划在辖内的推介过程、资金划转和后续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监管。对存续中的异地推介集合信托计划，注册地银监局应要求信托投资公司按月提交信托财产管理与运用的详细报告。

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应当及时向对方通报有关监管信息。注册地银监局应按月就辖内信托投资公司当月申报的异地推介集合信托计划情况与相应的推介地银监局沟通，并监督信托投资公司按规定向推介地银监局报送有关信息披露材料。推介地银监局发现信托投资公司违反规定推介集合信托计划的，应及时通知注册地银监局，由注册地银监局作出处理决定。在收到有关集合信托计划推介结束的报告后，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应当对该集合信托计划的情况进行交流，并就风险点作出判断，必要时应当约见信托投资公司有关责任人谈话，以指导后续工作。

十七、信托投资公司出现集合信托计划到期结束时无法按信托合同的约定向信托受益人交付信托财产情形的，其注册地银监局应当在获知该情形发生之日起，即刻要求该公司停止办理新的集合资金业务，并要求其提交风险处置预案，对信托投资公司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要监督信托投资公司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或予以赔偿；如有违背，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中国银监会。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信托计划为异地推介的，其注册地银监局还应当与推介地银监局及时沟通，以注册地银监局为主，由推介地银监局协助，与推介地有关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协调，共同做好信托投资公司风险处置预案的落实和保持社会稳定工作。

十八、已取得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不符合本通知第十四条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和第（七）款情形的，其注册地银监局应当立即暂停该信托投资公司办理新的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出现不符合本通知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八）款情形的，其注册地银监局可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暂停该信托投资公司办理新的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

被暂停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须按照本规定第十五条的要求重新申请并取得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方可重新办理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

十九、信托投资公司违反本通知规定，擅自异地推介集合信托计划的，其注册地银监局应当责令其停止推介活动，并至少暂停其一年内办理本、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资格，以注册地银监局为主，与推介地银监局共同监督信托投资公司将所接受的信托资金退还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及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承担；对尚未取得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的，至少在一年内不予审批其办理异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资格。

二十、各银监局应当密切关注辖内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经营状况，对连续两个到期集合信托计划的信托本金出现损失且应由信托投资公司承担责任的、违背信托合同约定使用信托资金的、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未履行报告程序的、委托非金融机构进行异地推介的、不按要求履行尽职调查程序的、不按规定进行信托财产托管的、违规由商业银行代理收付信托资金的、擅自进行信托财产转委托的、具有重大操作风险的信托投资公司，应立即下达书面通知，暂停其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2年，并实施严格的整改措施。

二十一、信托投资公司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时，所报材料中若有与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不符的情形，或者不按有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如实披露信息的，推介地银监局应向信托投资公司质询，要求其限期改正。超过限期未改正的，推介地银监局应当书面通知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地银监局，由注册地银监局暂停信托投资公司办理新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六个月；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共同监督信托投资公司将所接受的信托资金退还委托人，造成的损失及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承担。

二十二、信托投资公司停办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期满且导致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停办的原因已经得到纠正的，可向注册地银监局提交恢复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申请，同时提交新的业务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经批准后方可重新办理集合资金信托业务。

二十三、信托投资公司违反本通知规定的，中国银监会或其省一级派出机构除按照上述规定处理外，并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予以从重处理，责令信托投资公司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上述信托投资公司中的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国银监会或其省一级派出机构应区别不同情形，采取下列措施：

（一）责令信托投资公司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二）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三）取消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的任职资格，禁止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从事银行业工作。

二十四、注册地银监局和推介地银监局应当按月分别向中国银监会报告有关集合信托计划违规推介情形的发生情况。对信托投资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抄报中国银监会。

二十五、中国银监会负责受理其直接监管的信托投资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资格审批和受理集合信托计划报告工作。

二十六、各银监局应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立即将文件转发辖内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本通知执行过程中遇有重大问题，应及时向中国银监会报告。

二十七、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二○○四年十二月七日



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