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部


商业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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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商业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制度，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商业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类商业（包括粮食、供销社商业，下同）企业。
第三条 商业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是商业法制的组成部分，是商业企业依法经商的重要保证。各级商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要把法律顾问工作列入领导工作的议事日程。
第四条 商业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必须遵循下列原则：
（一）坚持为企业经营和管理服务；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三）事前参与，事中监督，事后补救；
（四）立足本单位，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二章 法律顾问机构
第五条 法律顾问机构是所在单位处理法律事务的职能部门，在法定代表人领导下开展工作，直接对法定代表人负责。
第六条 各级商业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负责管理和指导所属单位的法律顾问工作。
第七条 商业企业根据业务需要，可以单独设立法律顾问机构，也可以由若干企业联合设立共用的法律顾问机构，或者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设立统一的法律顾问机构。
第八条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可称为法律顾问室或法律事务室。
第九条 法律顾问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参与所在单位的重大经营、管理决策，向法定代表人提供决策的法律依据或咨询意见；
（二）参与本单位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和清理，监督有关部门依法办事；
（三）参与重要的商业经济、技术谈判和签约活动；
（四）负责或指导商业经济合同的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合同管理制度；
（五）草拟、审查各类法律文书，建立法律事务处理档案；
（六）接受法定代表人委托，参与诉讼及调解纠纷、解决争议等非诉讼活动；
（七）提供处理违法乱纪行为及其他重大事件的法律依据和咨询意见；
（八）接受本单位各职能部门或职工个人的法律咨询；
（九）配合有关部门普及法律知识、进行干部职工法制培训；
（十）法律、法规规定和企业章程决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设置法律顾问机构、配备法律顾问人员应报上级主管部门的法制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法律顾问机构应当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工作。
第十二条 各法律顾问机构可以建立相互间的协作关系。
第十三条 法律顾问机构接受外单位委托办理法律事务时，其权限和报酬依照双方约定。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章 法律顾问人员
第十四条 商业企业法律顾问人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掌握法律法规知识，熟悉商业工作。
凡符合上述要求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商业干部职工，均可担任本单位的法律顾问：
（一）具有大学法律专科（含法律专业证书班）毕业以上学历，或取得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颁发的从事法律顾问等工作推荐书，并在本单位工作一年以上的；
（二）具有商业专业经济职务，熟悉经济法律、法规，并有一定法律基础知识的；
（三）从事商业经济管理或经营业务工作多年，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经过半年以上法律专业知识培训，掌握了一定法律知识的；
（四）有多年法律教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经验的；
（五）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的；
（六）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顾问资格的。
第十五条 法律顾问人员由本单位聘请，并经省级商业主管部门依前条的规定进行统一审核，合格者，发给其《商业企业法律顾问证》。
第十六条 《商业企业法律顾问证》由商业部统一印刷，省级商业主管部门核发。
法律顾问人员被解聘或调离原单位的，发证单位要将其《商业企业法律顾问证》收回。
法律顾问人员持《商业企业法律顾问证》有权在参加诉讼活动或非诉讼活动时向商业部门的有关单位调查、取证。各商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广大商业干部职工应给予协助。
第十七条 法律顾问人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有权出席或列席企业及企业管理委员会召开的有关经营决策和其他可能涉及到法律事务的会议；
（二）根据工作需要，有权查阅本单位或下属单位的有关文件、记录、报表、帐目等资料；
（三）有权参与订立或审查企业重大经济协议、合同等法律文书；
（四）依法参加诉讼或非诉讼活动时，有权向单位及个人调查、取证；
（五）有权制止本单位或下属单位的违法活动，当制止无效时，有权向上级主管机关反映情况并要求答复；
（六）有权参加法律培训或购买必要的法律文件和书籍；
（七）法定代表人授予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八条 法律顾问人员应当遵纪守法，公正无私，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不断充实和更新法律知识，提高业务水平。
第十九条 法律顾问人员承担下列义务：
（一）在法定代表人授权和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利，严禁借法律顾问名义谋取私利；
（二）对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事项，必须认真办理，如因玩忽职守或超出授权范围而给企业或他人造成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凡涉及国家机密、企业机密或公民个人隐私的，必须严守秘密。
第二十条 对企业中的专职法律顾问人员，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关于企业经济法律工作专业人员纳入经济专业职务系列实施意见》规定的任职条件，聘任相应的经济专业职务。
第二十一条 法律顾问人员不称职的，本单位可以解聘，并通过其直接主管部门报省级商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和《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对忠于职守，工作有显著成绩的法律顾问人员，要给予奖励；对工作不负责任，甚至参与违法活动的法律顾问人员，要进行处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规定，并报商业部备案。
第二十四条 各商业主管部门及各商业团体、事业单位设立法律顾问机构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商业部政策法规司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六日商业部发布的《商业部门法律顾问工作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1992年1月18日
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中国进程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金玉良言】 管理学视野中的法律运用应该帮助企业实现财富增值；以贴位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颠覆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构建符合国情的法律风险“防火墙”；帮助企业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为成功者锦上添花、给失落者雪中送炭、让创业者防患未然。

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白热化，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越来越大，风险防范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以来，从顾雏军、张海、黄光裕、严介和等商界翘楚到德隆系、中航油、中储棉、中国银行等明星企业都大案频发，而前段时间发生的达能“强购”娃哈哈一案，更使得国内工商界顿时风声鹤唳。原因何在？他们都撞到了法律风险的暗礁上，法律风险防范已成企业、企业高管们急需补进的一课。
与自然风险、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不同，法律风险可控可防。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企业建立的对法律风险进行评估识别、控制、监控与化解的系统工程。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环节进行全面、综合法律监控的机制，并通过对监控过程中发现和反馈的实际问题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逐渐优化法律风险防范的制度设置和操作流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完善的法律环境。

一、中国传统法律顾问制度，在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服务形式和业务开拓等方面，都存在重大缺陷，无法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保驾护航，根本不适应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真实再现】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公司宣布和娃哈哈美食城、达能控股的金加公司合资成立了5家娃哈哈合资公司。根据当时的合同显示：娃哈哈方面占49%，金加公司占51%。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
1998年4月，百富勤将自己在金加的所有股权卖给了达能，达能100%控股金加，从此变成了达能独家与娃哈哈合作。
对此，时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庆后认为，百富勤在娃哈哈不知情的状况下将股权卖给了达能，形成娃哈哈合资公司被达能控制的局面。但是，注册在新加坡的金加公司，其实在成立之初就被达能控股了70%，香港百富勤只控股了30%，这意味着达能从一开始就实际控制了娃哈哈。
与此同时，达能也曾提出，将“娃哈哈”商标权转让给与其合资的公司，但此举即刻遭到国家商标局拒绝，因此后来达能与娃哈哈便改签了一份《商标使用合同》。
但是，正是这份《商标使用合同》，成为了日后“娃哈哈事件”的导火线，合同中一项看似不经意的条款，让娃哈哈在与达能的抗争中陷入了被动。在双方签署的合同中有这么一项条款：“中方将来可以使用(娃哈哈)商标在其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而这些产品项目已提交给娃哈哈与其合营企业的董事会进行考虑……”。
除此之外，当时双方还签订了另外一份简式使用合同，而这份合同当时已由国内工商局备案。同时，未经备案的《商标使用合同》还约定：甲方和乙方理解并同意签署简式使用合同，仅为了在中国商标局和工商局注册之用，而所有管制使用商标的条款和条件则包含在本合同中。
2005年，双方又签订了《商标使用合同》的第一号修改协定。在此协议中规定与合资公司签订有代工协议或与合资公司经营非竞争行业的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可以获得合资公司授予的商标使用许可。
2006年年初，总数近40家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利润已达10.4亿元，对此达能认为，那些非合资公司的运营方式，违反了当初的“一号修改协议”。就此事，双方进行了谈判。
2006年12月9日，达能和娃哈哈相关负责人为此曾经签署了一个协议，约定达能将以40亿元的价格收购娃哈哈近40家非合资公司51%的股权。
在此后的2007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宗庆后上书有关领导表示：“警惕外资通过控股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从而控制我国的经济。”
2007年4月3日，达能娃哈哈干脆撕破脸皮，作为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在媒体上宣布达能强行并购的“罪行”，并列数了达能数宗罪，宗庆后试图来一次全民战争，将达能扫地出门。
而此时达能似乎也早有准备，立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将双方当初的协议合同等公布与众，同时展开了强硬的反击。达能也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于5月9日在斯德哥尔摩申请了对娃哈哈的仲裁，随后的6月4日达能又在美国把宗庆后的妻子和女儿以危害股东利益为由告上了法庭。对此宗庆后大为火光，在6月7日辞去了合资公司董事长的职位，并发表万言书，陈列达能罪状，开始了强硬的反击，在杭州仲裁委申请了娃哈哈商标转让纠纷，并开始了反诉讼的准备，一场法律大战拉开了帷幕。（参见“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真相 离岸公司之手若隐若现”http://money.163.com/07/0831/23/3N8TM48D00251HJP_3.html）
无论是当初达能100%控股金加，还是之后签订的《商标使用合同》及其修改协定，达能的“狼子野心”已经是“表露无遗”。达能的一举一动“暗藏杀机”而娃哈哈却“视而不见”，为何？归根到底，是其管理层缺乏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由于争议双方在行内业界的巨大影响，使得本次娃哈哈与达能的争端倍受关注。但是，身陷法律风险漩涡之中的国内企业又何止娃哈哈一家。此次“娃哈哈达能事件”或许只是 “冰山一角”，同时也影射出传统法律服务的弊端与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缺失。诚如娃哈哈此类“明星企业”，其对法律风险也可“熟视无睹”，那么，对于国内大多数的企业来说，即便是具有“法律风险防范意识”，也只能是一种“奢望”。或许这与观念有关，但是，“娃哈哈达能事件”告诉我们，改变已经是迫在眉睫。
　　1、从法律服务的内容看，中国传统法律顾问服务偏重于经济法律风险，疏于防范刑事风险，但众多的企业、企业高管们恰恰倒在了刑事风险上。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刑事律师、会计师和经济师。“三驾马车”确保企业平稳运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点。而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虚有其名，徒有其表，并不贴位，发挥不了应有作用，每天都有企业高管落马，每天都有明星企业濒临绝境的新闻报道，每天都有中小企业破产，就是最好的说明。
2、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主要由擅长处理重大诉讼的律师来担当首席律师，统筹全局，机械性的事务由身为首席律师助手的事务律师来完成，人力资源配备较为科学；而中国的法律顾问业务主要由没有诉讼经验的事务律师处理，美其名曰“专业化”，没有经过大案要案诉讼磨练的律师怎么可能“专业”？“快餐式”的法律服务怎么可能真正为企业把好关呢？
3、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律师缺乏责任心，大多是“蜻蜓点水”，“顾而不问”。一般律师不懂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的法律意见常常不适应企业的客观需要，很难帮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律师受聘企业顾问往往是一种营销手段，其目的是争取顾问单位的诉讼业务，如果遇到职业道德差的律师，企业反而要增加额外的法律风险。
4、中国传统的法律顾问业务的开拓，往往不是依靠法律专业水准和敬业精神，而是靠关系、给回扣拓展业务。国有企业尤为明显，这与国企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人有关。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成了某些人谋私利的幌子，而相关的律师就成为“有牌的诈骗犯”，甚至是“洗钱犯”，把高额的顾问费中绝大部分以“回扣”的形式“返还”给企业领导、高管，法律顾问服务纯粹是一种洗钱的手段而已。
5、传统法律顾问在公司中仅仅是起辅助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花瓶”作用明显。
6、传统的法律顾问制度缺乏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他们更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小打小闹”的服务形式，通常就是对公司的法律问题和存在的风险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粉饰”，进行“参观”式的诊断，进行“领导视察”般法律指导。这样的顾问形式，自然无法真正地识别企业的风险，更无法真正地帮助企业化解风险。
一位世界级管理大师曾说过，法律风险是企业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风险。自国资委2003年3月成立以来到2004年底，中央企业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协调的法律纠纷案件达146起，涉及中央企业131家，直接涉案金额达199亿元，间接涉案金额已超过450亿元。据统计，法律风险防范服务市场目前大约价值20亿美元。再过10年，这个市场将超出200亿美元。目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当前全球性的热点和潮流。构建现代的企业风险防范机制，主要涉及法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在学术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在应用法学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现代应用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把法律如何融入企业、法律如何为企业服务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二、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构建现代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已是企业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分支，它要求企业把法律作为一种企业管理手段来防范、化解企业危机，实现法律和管理融合。
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意义。
【真实再现】
案例一：
2003年年中，投资杭州“西湖国贸大厦”的香港长宝公司资金链断裂，多位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原董事长周某被捕，公司股东面临“清盘还债”。公司股东谭某、刘某无力承担巨大责任，自愿将两人所持有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另外两名股东郑某（内地居民）、谢某（香港居民）。
随后，郑、谢两人将拿到的香港长宝公司的全部股权，一半由杭州诉讼追债单位通过浙江省高级法院调解裁定出让，另一半以2500万人民币为对价，出让给杭州商人吴某在香港设立的公司。此后，吴继续开发杭州西湖国贸大厦。2004年底，该大楼主体工程完工，开始对外发售。
上述股权转让、出让行为，全部是香港公司内部股东间或香港公司与公司间的股权流转行为，均是在香港完成，且经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认定具有“涉港公证文书效力”的香港大律师公证，均为合法行为。
2005年初，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突然介入，以涉嫌“职务侵占”立刑事案件先后抓捕郑、谢二人。另外，杭州商人吴某亦因“西湖国贸大厦”项目，被另案抓捕。此时，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进入“狂热飚升期”，位于杭州最佳黄金宝地的西湖国贸大厦，市值及背后隐藏的利益十分惊人。
2006年7月，浙江省公安厅以郑、谢二人涉嫌“职务侵占”移送审查起诉。同年7月14日，绍兴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谢、郑两人。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两次延期开庭审理。截至2007年7月12日，案件已经四次退回补充侦查，郑、谢二人已被严重超期羁押，案件的实际审理期限也已超出法定审理期限，但是，绍兴市人民检院仍决定撤回起诉；当日，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检察院撤回起诉。
检察院撤诉之后，被告人家属及律师多次要求将羁押期限早已届满的谢、郑等人释放，但均遭当地司法机关拒绝。
如今本案已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占”再次起诉，案件现仍处在绍兴市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参见“2006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十大案件之香港谢X军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案辩护实录”http://www.baiduhopelawyer.com/xmzwqz.htm）


案例二：
1986年，陈锦洪看好装饰业，即萌生办装饰公司之念。但时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私有经济普遍存有疑虑：《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尚未出台，私人投资筹建企业无法律保障。私人筹办企业的一般采取“挂靠”形式即企业由个人实际出资，乡镇、街道等出具出资证明（实际未出资），领取集体营业执照，以出具证明的机关为企业的被挂靠单位，企业按期向被挂靠单位交纳管理费。经原佛山市财贸办公室同意，陈锦洪出资20万开办的兴业装饰公司被挂靠在佛山市商办工业开发服务公司（现已注销）名下，由该公司负责申报工商登记。
1993年4月，兴业集团公司已经拥有62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1994年5月，佛山市经委作出了超越行政职权的佛经工（1994）044号通知，突然撤掉了陈锦洪兴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改任副总经理。1996年2月，又作出（1996）027号通知，免去陈的副总经理职务。紧接着，又全部撤掉陈锦洪在兴业集团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职务。
1996年4月15日，陈锦洪向佛山中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要求法院撤销佛山市经委所做的免除其3个兴业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行为，并索赔损失几千万元，由此开始长达十余年的漫漫诉讼之途。因这起“民告官”案索赔标的额达数千万元之巨，列国内之首，被称为“中国民告官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