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铁三角——浅谈公检法之规范配合

刘红军

关键字：刑诉 分工 铁三角 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一条文准确规定了在司法过程中“刑诉铁三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的地位。看起来相互制约、配合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却在现实中发现了问题。
让我们以案例说话：
2000年，杜培武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其妻与云南省某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某有染。一天，杜妻与王某在汽车中双双被枪杀。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被捕。公安人员在对杜培武进行询问时采用了多种刑讯手段逼取其口供。杜培武忍受不住刑讯，被迫承认了所谓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一审法院判处杜培武死刑，二审法院改判杜培武死缓刑。真凶因另案案发，供认系杀害杜培武之妻和王某，案情大白于天下，杜培武冤案得以昭雪。
2002年，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处主任李久明，在婚外他与一位同事的妹妹关系暧昧。由于双方发生矛盾，请该同事夫妇调停。调解未成功。一段时间后，因该同事夫妇被一入室男子刺成重伤而被公安局列为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没有掌握李久明任何犯罪事实的情况下，强行搜查其办公室和家里并搜出钢珠枪一支，因此入狱，屈打成招。
李久明案与杜培武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在庭审时，两人均提出办案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杜培武在庭审时出示刑讯证物———血衣，李久明所写的控告书多处提到讯问人员的多种刑讯行为。杜李二人所提出遭到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主张，法院培养采纳。
尽管杜李二人百般申辩，案件本身疑点丛生，但最后两人均被判处死缓。
这两件案例的分析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在此也不多加评论。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体现出的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宪法条例的之间关系。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件案子将中国公检法三方面之间的“配合能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协调。血衣可以不见，控告书可以不管，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无所顾忌配合一致，以最终得出了嫌疑人有罪的结论。但是，这样的配合是什么？
这样的“配合”便等于说是让国家的司法机构、审查和暴力机构铸就了一条坚不可摧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几乎集和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显得十分的强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条统一战线的对立面，犯罪嫌疑人站在那边形单影只，面对着法律的审判战战兢兢、俯首任命。这是人们会欢呼——罪犯伏法、正义伸张，于是张灯结彩、扶手而庆。真好，皆大欢喜。因为国家为我们主持了公道。这看起来很好，但要是问题变化一下——这个案子是一个错案，嫌疑人是屈打成招的——那我们该如何处之？
第一篇、诉讼——手中的底牌
中国的司法制度大抵是从公堂开始的。从那一刻起，公堂便成为了人们对簿之地，到了那里不管你是对的还是错的，不管你是恶的还是善的，更不管你是斯文的还是外向的，所有人都撕破了脸，口舌相对，连讽带骂，直到弄个鱼死网破，水落石出。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会想起古罗马时期的审判热潮。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善于利用法律，不如说是热衷于打官司。他们特别的喜欢在法庭之上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当然，即使没有道理，他们也喜欢为了口舌之快求个胜负）。于是四面八方的人都涌向罗马，有的人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一眼罗马的法庭。就像欣赏话剧一般，欣赏法庭之上唇枪舌剑的较量。
古罗马人是好诉的，他们喜欢这样你来我往的诉讼较量，但中国人与他们是不同的。众所周知，西方思想是一种外向的思想。他们不过不拒绝对外的张扬，而且还热衷于这种表露的形式，所以诉讼在西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中国则搞好相反，对于我们来说所具有的是一种内涵的性格。由于从小受到了“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思想的教育，我们遇到了问题一般喜欢先忍一忍，以静观其变，直到万不得已了才将实情大白于天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这一个了结，以必定是剧烈而彻底的了结。正如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一样，一场暴动，将一切重新开始。我历来反对革命。连命都要革了，那必然是一种巨大的破坏。即使获胜，所掌握的也必然是一个一片狼藉的现状。我喜欢更为温和一点地解决途径。而在我看来，法律就是一个比暴力好一些的方法，它用规定好的习惯规则来符合当事人对问题共同的评定取向。于是，当我们拒绝革命来改变一切的时候，我们步入诉诸法律。
所以，综上所知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点结论：
第一、 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相比不是一个好诉的民族。
第二、 诉讼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不愿使用的手段
第三、 即使中国人避免诉讼，但国人对诉讼的本身是有需求的。
诉讼，是中国人手中的一张底牌，决不轻易打出。但若不得以打出了呢？
第二篇、被告——法庭上的劣势群体
被告从一开始就处在不利的地位，特别在刑事案件上，被告被夹在了两个相互补充的劣势之中：其一是人们潜意识上的歧视，另一是与公权力的较量。
在国人的意识里，只要一个人上了法庭，他就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自身没有问题，自然不会空穴来风。因而在中国做被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人们的观念中从一开始他就被不自主地放在了劣势，自然便理所当然的受到了不少“微词”相对。而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审查部门的审讯之中。往往警察局注意到一个嫌疑人，他们不自觉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件事与他有关。然后她会沿着自己这一条主管思路走下去，以得到他自己所预料的结论。往往不自觉地就会把案件引向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这一方向——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罪推定”。
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在法律上其实约束了三道关卡以防止人的主观意识影响到客观案件，第一是警察局的办案程序，第二是检察院的省查监督制度，第三是法院的分析判决。在这三道关卡之中，各种客观证据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分析和确定，最后以客观的人证、物证裁定结果。三道段之间相互约束，相互制衡。每一道关卡的裁定都会被其他的两道关卡看着，以免出错。这就自然的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关系，以保障公平。
但当公检法站在了统一战线之上时，这一种平衡被完全的打破，转而变成了当事人和公权力的对决。以一人之力对抗国家之力，显然是螳臂挡车。
在此看来，这一“统一战线”的确立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被告若真的是罪有应得那还好，但要着实是一个冤假错案，那必是免不了屈打成招的事。要更进一步的话，更有查案查死人的事情：2000年,泽州县公安局刑警三中队抓捕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吴飞龙、刘国军后为了了解“事实真相”不惜刑讯逼供，最后将吴飞龙殴打致死。
如此这般之事，呜呼哀哉，无法可想。
第三篇、刑讯逼供——中国之刑事传统
殊不知，我国古时大堂之上的仪仗排列。以包公为例：两排小吏（类比法警）持棒（类比电棍）而站，上面坐着包拯（类比法官），下面坐着公孙策（类比书记员），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以及展昭等一干人等立于一旁（类比法警小队长）。堂后摆着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后面还供着尚方宝剑(意思是我还有更大的靠山)。于是犯人一带上，全堂高喊“威武”，吓得罪人伏法，好不威风。
但细细想来，这一帮人在干嘛？手持刀剑，身带电棒，摆明了暗地里就告诉你：你说不说？不说可有你受的！我们可都操着家伙在，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摆设。从秦律到唐律，从宋律到清律，都分明写着大刑伺候，这还不让有罪者吓得屁滚尿流，让冤枉者吓得战战兢兢。而且老爷会说那些最人骨头里贱，不用给点惩罚他就不知好歹，那个潘仁美不就使用了形都不肯招吗。在他们眼中，罪人上堂本就是来受罚的，有什么罚不得？
而且从抓人，到取证，甚至提起公诉和判决都采取一条龙服务的形式。意思就是，没什么，你告吧——你告上来我就给你做主。
好一个青天。
第四篇、最佳拍档——检察院与警察局的邂逅
凡是研究美国法的人，都会发现一些其中有趣的东西。
与中国不同，美国抓不犯人是需要法院批准的（而中国的决定权是检察院），他们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候允许自主拘捕，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得到检察院的允许，否则立刻放人。法律是追求公平的，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制度就是对本就处于不利方的嫌疑人一种公平的法律待遇，这是很好的。
但在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对于嫌疑人的起诉方和拘捕允许权都放在了一个部门的手里。也就是说，抓他的是你，提供材料说他有罪的也是你。就像上面所说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制衡关系被这一权力打破了，于是，没有人来监督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有罪，到头来所有说话的权利都在你的手上。这种制度下产生的案件所具备的真实性不由得让人堪忧。
同时，也就像上面所说，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公诉方的潜意识中嫌疑犯就是有罪的（因为没有罪警察就不会怀疑上他）。而他们就是带着这个思路去取证和审查的，中国自古有存在刑讯逼供的历史，这就难免让嫌疑人在审查过程之中有了皮肉之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拳脚之下出“事实”便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警察机关和检察院一搭档，那么便成为了一把利刃，嫌疑人在利刃之下无处可逃。
剑峰所指，所向披靡。
第五篇、无序配合——集权化的毒树
看来嫌疑人已处于极大的被动之中，要在官司之中沉冤待雪只能靠法院了。
于是，再加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局面：社会之中的“同志”之间为了工作生活中的“面子”问题，相互“撑台”。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同志”、“面子”、“撑台”。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公检法之中有党员，所以他们有“同志”；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做错了就得丢“面子”，于是都有所顾及，毕竟是经常在一起办案子的；所以难免他们得相互“撑台”，相互弥补漏洞，为自己的“同志”挽回“面子”。
党和国重叠在了一起，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愈发的丰富起来，有关审判的权利也逐渐得集中了起来。（在此省去10字）公检法强强配合之下，嫌疑人最后的救命稻草也丢了，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的判案技巧。如果幸运，他们判对了，我们皆大欢喜；判错了，我们自认倒霉。再加上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干扰，和办案人员自身对案件的好恶和看法，被告命若琴弦，悬如一发。
这是一棵司法无序集权化的毒树，它们必将产生变异的果实。我们无法判定他们所结出的下一颗果实是好的或是坏的，因为这一切都太具有不定性了。法律本是“对于审判结果的预见”，但现在却无能为力，要知道这样的毒树是与法律之本质是背道而驰的。
种子检验和种子鉴定的区别

武合讲

（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 山东菏泽 274000）



在处理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时，经常采取种子质量检验（以下简称种子检验）和田间现场鉴定（以下简称种子鉴定）的方式，判定种子质量状况和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种子法》规定了承担种子质量检验的机构和种子检验员的条件；《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规定了田间现场鉴定的办法；《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明确了质量检验和质量鉴定是处理产品质量争议时判定产品质量状况的两种重要方式。目前，许多人对什么是“种子检验”、什么是“种子鉴定”，还未完全区分清楚，常把两者混为一谈。为了消除这个误区，作者仅就处理种子质量纠纷时，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简述如下。

一、种子检验和种子鉴定的本质属性不同。

（一）种子检验的本质属性。

《现代汉语词典》称，检验是指检查验看；是指为了发现问题而用心查看；检测是指检验测定；测定是指经测量后确定；测量是指用仪器确定空间、时间、温度、速度、功能等的有关数值。质量检验是指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在考核部门授权其检验的产品范围内，根据申请人的委托要求，对质量争议的种子进行检验，出具种子检验报告的过程。种子检验是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按照规定的种子检验规程，确定给定农作物种子的一个或多个质量特性进行处理或提供服务所组成的技术操作，并与规定要求进行比较的活动。即使田间检验，也仅是在种子生产过程中，在田间对品种真实性进行验证，对品种纯度进行评估，同时对作物的生长状况、异作物、杂草等进行调查，并确定其与特定要求符合性的活动。种子检验是种子检验员按照规定的种子检验规程，利用经过认证合格的仪器设备，对种子实施检查验看、测定，评价检验结果与文件记录（如国家或行业标准、标签标注值、合同约定、品种说明书和/或审定公告文本描述的品种特征特性等）进行比较，判定是否相符的活动。种子检验仅对种子本身现实状况是否符合文件记录予以判定，其不对造成种子质量与文件记录不符（如假、劣种子）的原因和后果予以分析判定。种子检验具有因素单一性（只考虑种子质量）、时空局限性（只考虑被检种子当时当地的质量现状）、检验程序和检验方法及判定标准法定性（种子检验员必须按照国家颁布的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实施检验，依据法定、约定或承诺的质量指标判定种子质量）的特点。所以，种子检验，是一种只看现在、不顾过去和未来以及异地异物的技术活动。

（二）种子鉴定的本质属性。

《现代汉语词典》称，鉴定是指鉴别和评定，辨别并确定事物的真伪、优劣等。种子鉴定，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第二条规定，是指农作物种子在大田种植后，因种子质量或者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田间出苗、植株生长、作物产量、产品品质等受到影响，双方当事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者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而进行的田间现场技术鉴定活动。种子鉴定具有因素多样性（除考虑种子质量因素外，还须考虑作物生长期间的气候环境状况、当事人对种子处理及田间管理情况、鉴定地块地力水平、影响作物生长的其他多种因素）、时间纵向性（既要考证过去的栽培、气候等因素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又要预测农作物继续生长发育的趋势以及未来的最终产量和/或价值即损失程度）、空间横向性和顾及同类（应考虑该批种子室内鉴定结果、同批次种子在其他地块生长情况、同品种其他批次种子生长情况、同类作物其他品种种子生长情况等因素）、鉴定程序和鉴定方法及判定标准自由裁量性（专家鉴定组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取样方法和鉴定步骤，并独立进行现场鉴定；专家鉴定组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根据有关种子法规、标准，依据相关的专业知识，本着科学、公正、公平的原则，及时作出鉴定结论）的特点。需要专家运用其专业知识及其经验，对造成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程度进行分析和判断，作出造成事故原因或（和）损失的主、客观因素及其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种子鉴定，在范围上，不仅要对种子质量本身现实状况是否符合文件记录予以判定，而且要对造成事故的原因（如栽培、气候等）和/或损失程度（如通过估产、测产等方法预计减产程度、减少价值数额等），进行调查、分析、判断、鉴别和评定，即鉴定；在时间上，不仅要分析现在，而且要考证过去，还要预测未来；在空间上，不仅要考虑被鉴物及其同类在本地表现，还要考虑其在异地的表现。所以，种子鉴定，是一种确认现在、考证过去、预测未来、考虑同类、顾及异地的综合分析验证活动。

二、种子检验和种子鉴定的责任主体不同。

（一）实施种子检验和对种子检验负责的主体，都是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具有主体同一性的特点。

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包括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及各级种子质量监督检验站），是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配备了符合法定条件的种子检验员，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和计量认证的法定专职检验机构；是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技术服务事业单位；是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和财产、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实体。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实行检验报告的编写、审核和批准制度。其出具的检验报告，不仅应做到编写人、审核人和批准人分别签字即三级签字，并应加盖种子质量检验机构的印章。加盖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印章，证明应由其对检验报告及其检验结论的合法性、公正性和科学性负责。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出具虚假检验证明的，与种子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并依法追究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及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实施种子鉴定的是专家鉴定组，对种子鉴定负责的是组织种子鉴定的种子管理机构，具有主体相异性的特点。

专家鉴定组，是田间现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种子管理机构，为了实施现场鉴定，临时组织由鉴定所涉及作物的育种、栽培、种子管理等方面（必要时可邀请植物保护、气象、土壤肥料等方面的专家）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相应专门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从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五年以上的3人以上单数的专家参加的专家群体。专家鉴定组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不是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法律实体。专家鉴定组现场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以专家鉴定组成员半数以上通过有效；专家鉴定组成员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应当予以注明。种子管理机构作为现场鉴定的组织者，应当对鉴定报告进行审查，应当在专家鉴定组制作的现场鉴定书上加盖印章，并对鉴定报告负责。种子管理机构由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鉴定报告与事实不符，并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于种子管理机构不是法人，应由种子管理机构所属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有关人员在种子鉴定工作中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检验报告和现场鉴定书的内容不同。

（一）检验报告的内容。

检验报告的格式，依据《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和《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基本条件》规定，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应当使用印有统一的认可标志和本质检机构被正式批准的全称的检验报告纸填写检验报告（固定格式），字迹要清晰，一式二份。检验报告的数据、图片、术语等必须准确规范。


检验报告应当包括《农业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基本条件》第十九条规定的内容：1．检验报告的总顺序号、每页编号、总页数；2．受检单位名称；3．检验报告的题目；4．样品说明：包括生产厂名、型号规格、产品批号或出厂日期、取样地点、编号、日期、方法等；5．检验所依据的标准编号与名称；6．实验情况的必要说明；7．实验结果与标准要求作比较；8．检验结论：对样品或整批产品质量是否合格作出明确判断；9．必要时，实验结果应辅以图片、图表表示；10．对实验中出现的疑点加以说明，如实记录实验过程中的意外情况或事故；11．检验报告的编写人、审核人和批准人应签字，并加盖部级检测中心印章；12．检验报告的批准日期。

（二）现场鉴定书的内容。

现场鉴定书即鉴定报告的格式，《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没有规定；农业部也没有颁布统一的文书格式，也未制订鉴定报告的数据、图片、术语等规范。目前，分别刊登在《中国种子检验网》和《北京种业信息网》上的田间现场鉴定书范本，符合司法部2002年7月5日发布的《司法鉴定文书示范文本（试行）说明》和《农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规定的要求，专家鉴定组可以参照其格式制作现场鉴定书。

依据《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的规定，现场鉴定书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㈠鉴定申请人名称、地址、受理鉴定日期等基本情况；㈡鉴定的目的、要求；㈢有关的调查材料；㈣对鉴定方法、依据、过程的说明；㈤鉴定结论；㈥鉴定组成员名单；㈦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专家鉴定组成员对鉴定结论的不同意见，应当予以注明。专家鉴定组成员应当在鉴定结论上签名。

四、检验结论和鉴定结论的要求不同。

（一）检验结论应对种子质量作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配有符合法定条件的种子检验员、经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和计量认证，具有从事种子检验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种子检验的依据是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或争议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种子质量指标或者提供种子一方所明示的质量要求，质量判定依据明确；不存在无法判定种子质量的情形。所以，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能够对种子质量作出明白、确定的判断，检验结论应对样品或整批种子质量是否与判定标准相符（合格）作出明确判定。但是，检验结论不应对被检物与判定标准不符的原因和后果予以分析和预测。如“被检种子为假（劣）种子”或“被检物不得做种子使用”等类判词，不应出现在检验结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