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 文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以下称“缔约双方”），
愿为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认识到相互鼓励、促进保护投资将有助于激励投资者的经营积极性及增进两国繁荣；
认识到基于投资的技术转让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重要性；
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本协定内：
一、（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后者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特别包括，但不限于：
1、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或质押权；
2、公司的股份、股票、债券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参股，以及由缔约一方发行的证券；
3、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具有金钱价值的与投资有关的合同项下的行为请求权；
4、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专利、注册外观设计、商标、商名、商业秘密、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和商誉；
5、法律或合同授予商业特许权，包括勘探、耕作、提炼或开发自然资源的商业特许权。
作为投资的财产发生任何形式上的变更，不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
（二）“领土”一词系指任何缔约一方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或管辖权的领土及海岸毗邻的海域。
二、“投资者”一词，系指国民和公司。
（一）“国民”一词系指：
1、在文莱达鲁萨兰国方面，系指根据适用文莱鲁萨兰国法律取得文莱达鲁萨兰国国民地位的自然人；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公司”一词系指正当设立、组建或组织的，具有或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实体，包括合伙、公司、个体业主、商号、协会或其他组织。
1、根据缔约一方法律在其境内设立并具有有效的经营场所；或
2、根据第三国法律设立，且在本款第1项定义的缔约一方的国民或公司在公司中享有实质或控制利益；
不论其行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是否采取有限或无限责任的形式。
本款第2项的规定仅在第三国放弃或没有行使保护上述公司的权利时，方能适用。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合法产生的款项，特别包括，但不限于：利润，财务所得、资本利得、股息、利息、提成费和费用。
第二条 促进投资
一、缔约一方应鼓励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一方的人员为了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的活动提出的入境、停留的申请，缔约另一方应根据其国内法律给予善意的考虑。对于工作许可的申请也应给予善意考虑。
第三条 保护和待遇
一、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
二、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应始终受到充分的保护和保障。缔约任何一方均不得采取任何任意的或歧视性的措施，损害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对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或享有。投资和再投资的收益应与投资享受同等保护。
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四、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依照现存的和将来的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任何协定或安排以及方便边境贸易的协定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征 收
一、除非为了公共目的，非歧视的并给予适当的补偿，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采取与征收或国有化效果相同的措施（以下称“征收”）。
二、第一款所述的补偿，应等于被征收的投资在征收行为发生或已为公众所知前一刻的真正价值，以时间在前者为准，并应当包括直至付款之日按当时通行的商业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补偿应不迟延支付，并应有效地兑换和自由转移。主张其全部或部分投资已被征收的投资者应有权依照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法律，要求合适的司法或独立行政机构迅速审理以决定该征收其投资的价值是否符合本款规定的原则。
三、依照有效法律在缔约一方领土之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成的且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投资的公司之投资被征收时，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法规，应当保证，（1）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补偿；或（2）适用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直接对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进行补偿。
但条件是，本款在任何时候均不被解释为要求缔约一方同时依第1与第2项给予补偿。
第五条 损害或损失补偿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暴乱、骚乱而遭受损失，缔约另一方在恢复、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报酬方面给予该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
二、在不损害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缔约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在上款所述事态下遭受损失或损害，由于：
（一）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征用了其财产；
（二）缔约另一方的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须而毁坏了其财产。
应予以恢复或给予公平与充分的补偿。
三、本条发生的支付应以可兑换的货币自由转移，并应按照第六条汇回。
第六条 汇 回
一、缔约任何一方应按照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初始资本投资和增资的全部或部分销售或清算产生的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三款提及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有关承包程的支付；
（七）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工作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八）本协定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的赔偿之支付。
二、货币的转移应以该资本初始投资时的可兑换货币或缔约一方相关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同意的任何其他可兑换货币不迟延地实施。转移应按照接受投资的缔约方在转移之日的市场兑换率进行。在市场兑换率不存在的情况下，汇率应等于支付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有关货币兑换特别提款权的汇率套算的交叉汇率。
第七条 代 位
如果缔约一方依照其对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某项投资的保证向其投资者作了支付，如果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在依法设立的制度下就非商业风险进行了投保且保险人依照有关投资的保证作了支付，则在不损害缔约前者一方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的权利的情况下，投资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应当承认缔约前者一方的国民或公司的任何权利或请求权，依法或通过合法交易转让给了缔约前者一方或适当的保险人。缔约另一方还应承认缔约前者一方或保险人代位主张与原权利人同等的权利或请求权。对该已转让的请求权的转移支村，本协定第五条和第六条应加以必要的变更后适用。
第八条 缔约双方的争议解决
一、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和谈判解决。
二、如争议在九个月内不能解决，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解决。
三、专设仲裁庭应由三名仲裁员组成。自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的两个月内，缔约双方应各指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书面通知收到之日起四个月内，同意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自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四个月内尚未组成仲裁庭，又无任何其他协议，缔约任何一方可请求国际法院院长作出必要的指派，如院长是缔约任何一方国民，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职责，则应请求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国际法院最资深法官作出必要的任命。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应缔约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双方应负担各自指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可就费用事宜自行作出其他规定。
八、仲裁庭应在缔约双方均认可的中立国举行会议。
第九条 投资争议的解决
一、缔约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之间关于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自争议当事一方提出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解决，争议缔约一方在此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但条件是争议缔约一方可要求用尽当地行政争议程序。如果争议经争议双方同意被提交当地法院，则本款规定不适用，此提交应经争议双方同意。
三、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当事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同意由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的国民作为首席仲裁员。前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一方收到另一方提出要求仲裁书面通知之日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上述之日起四个月内任命。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未设立，争议任何一方可邀请巴黎国际商会的国际仲裁院的主席作出必要的任命。
四、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规则。
五、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双方应承诺将根据其各自的国内法律执行上述裁决。
六、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一方的法律包括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为缔约双方所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七、争议各方应承担其指派的仲裁员及出席仲裁程序的代表的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仲裁庭的有关费用应由缔约双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可就费用事宜自行作出其他规定。
八、在仲裁程序或仲裁裁决执行期间，争议缔约一方不得以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已经根据保险合同接受了全部或部分损失补偿为由予以反对。
九、仲裁庭应在缔约双方均认可的中立国举行会议。
十、根据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在缔约双方均已经成为《解决各国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缔约国的情况下，除非争议当事方另有其他约定，争议应当根据上述公约提交仲裁。缔约各方在此声明接受此程序。
第十条 其他义务
一、如果缔约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二、缔约各方应遵守其已承担的关于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适用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二条 磋 商
一、缔约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随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流法律信息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产生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和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举行。
第十三条 临时措施
即使缔约方之间发生了冲突，在不损害行使国际法一般原则的允许的采取临时措施的权利的前提下，本协定的规定仍然有效。不论双方是否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缔约双方之间的冲突一旦实际结束，上述措施应当立即取消。
第十四条 生效、期限和终止
一、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并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之日起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十年。
二、如缔约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十年有效期满后，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四、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第一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应自终止之日起继续适用十年。
五、所附议定书应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2000年11月17日在斯里巴加湾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马来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若解释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文莱鲁萨兰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石广生 拉赫曼
（签字） （签字）
议 定 书
值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之际，签署该协定的缔约方代表另同意下列规定，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六条——保护和待遇
（一）为了第三条（保护和待遇）和第五条（损害或损失补偿）之目的，任何限制原材料、辅助材料、能源、燃料或生产资料的购买或任何方式的经营，妨碍在所在国境内外的营销，以及采取任何具有相似效果的措施，应视为“待遇低于”。在上述条款中，为了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卫生或道德而采取的措施，不应视为“待遇低于”。
（二）本协定的第三条（保护和待遇）不得要求缔约一方根据其税法将仅给予本国投资者的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扩大到给予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
二、关于第三条——汇回
如转移在转移手续正常所需时限内完成。则该转移应视为是按照第六条第二款“不迟延”地进行。无论基于任何原因，上述期限应自提出相关要求之日起不超过四个月。
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兼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摘要: 德国社会救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发展、改革背景、宪法依据和具体制度规定对我国正确认识和定位社会救助、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救助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加强对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扩宽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和视野，有利于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建构“回应型”的“新行政法”。
关键词: 社会救助 救助自助者 辅助性原则 新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主要以秩序行政为中心展开理论研究并建构法律体系。但随着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国家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国家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给付与服务责任。给付行政在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地位也因此日渐提升，成为国家重要的任务，行政法也从秩序行政时代过渡到了给付行政时代。德国在给付行政领域，自二战后自福斯特霍夫提出“生存照顾”（Daiseinsvorsorge）理论以来，无论从理论研究以及制度建构方面，均为各国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范本，尤其在社会救助方面，对于中国给付行政的发展与社会救助立法都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社会救助是针对弱势群体的最古老的一种社会救济方式，同时其又经历了最深刻的历史变化：从富贵阶层的施恩行善，到宗教慈善组织的扶弱济贫，再到国家承担救助责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终实现从道义性救济向制度性救济的转变。而社会救助制度的这种历史演进又是与社会的工业化变革、国家社会职能的发展、人本主义及人权思想的普及紧密联系的。在当今世界的福利国家排名中，德国名列前茅。据德国劳动和社会部发布的《2011年社会报告》，其当年社会福利支出高达754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9%。[i] 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自19世纪俾斯麦当政时代就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作为德国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发挥了重要作用。了解和学习德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对于我国目前探索如何“保障每个人，尤其是保障弱势群体中的每个人生活得有尊严”，将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本文即以德国的社会救助作为给付行政的研究样本，以期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以及拓展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抛砖引玉。
一、德国社会救助法律制度概述
（一）历史发展和最新改革
德国的社会救助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由城市、教会或手工业行会向贫病者提供的慈善救济。19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贫困人口激增，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不断恶化，贫困阶层参加工人运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普鲁士王国先于1842年颁行了《普鲁士穷人照顾法》。统一德国后，又在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1883年）、工伤事故保险（1884年）、残疾和养老保险（1889年）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史称“俾斯麦模式”，后被其他工业国家纷纷仿效。[ii] 作为强制性的个人风险预防机制，社会保险制度在德意志第一帝国时期由帝国国会统一立法，与此相反，由地方公共财政承担的社会救助的立法则仍交由各州负责。最早的全德国统一的社会救助法是魏玛共和国1924年颁布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和《关于公共救济前提、种类和范围的帝国基本原则》。
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61年制订了《联邦社会救助法》（BSHG），对社会救助作了一般原则性规定，具体的救助额度等细节问题则由各州立法决定。社会救助制度（Sozialhilfe）与社会保险制度（Sozialversicherung）、社会补偿制度(Sozialentschädigung)、社会促进制度(Sozialförderung)[iii]一起构成了德国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自1990年代起，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社会福利支出剧增，社保制度滋生了“失业陷阱”、“贫困陷阱”等问题，社会救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均成为重点改革的对象。施罗德政府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救助制度改革方案（哈茨IV）历经重重困难终于在2003年底被联邦议会批准，但以施罗德为首的改革派也为此失去了很多选民和本党左翼人士的支持，在被迫提前举行的2005年换届大选中失于执政地位。根据哈茨IV方案，《联邦社会救助法》2005年1月1日起被作为《社会法典》的第12部法律并入该法典。此次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具有就业能力的失业者的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助金合并为失业金II（Arbeitslosgeld II）,作为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tssuchende，民间简称为Hartz IV）由2003年颁布的《社会法典》第2部来调整。而社会救助作为最后一道社会保护网只为没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以及处于特殊困境的人提供合乎人的尊严的最低生活保障。[iv]
德国此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指导方针首先是强化个人的责任，强调获得社会保障是弱势群体的权利，但其也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回馈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受助者同时还应自负其责地管理其获得的救助金。其次是社会救助改革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紧密配合，通过激励和惩罚措施降低有就业能力的人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使其及早重新就业，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第三，改革社会救助行政机构，使其工作更有效率，更透明，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针对性。
（二）社会救助的宪法和法理基础
虽然1924年魏玛共和国的《帝国救济义务条例》对社会救助进行了统一立法，但需要帮助者并不据此享有针对救助机构的可诉的救助请求权。直到1954年6月24日联邦行政法院在一个关于公共救济的判例中才确认：基于《基本法》第1条“人的尊严”、第2条“个性自由发展及身体不受侵犯”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第20条“社会国家原则”，公民享有受到法院诉讼保护的从国家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v]由此，确立了社会救助的三个宪法依据：人的尊严、个性自由发展和社会国家原则。对社会国家原则，德国学者普遍认为其最主要的目的都与社会救助息息相关，例如：反贫困救助；保障可以维持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平；通过消除社会依附性实现平等；保障个人抵御人生变故风险的能力以及提升和扩展财富。[vi] 但社会国家原则不能作为主张主观公权利的直接依据。[vii]所以，人的尊严作为基本权利对保障公民的社会救助权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主观公权利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邦行政法院的上述判例使人的尊严与最低生存保障建立了牢固而直接的联系，因为该判例的核心观点是：“只要法律使某个救济机构承担有利于贫困者的义务，则贫困者享有相应的权利。”[viii] 这就使客观公权利转化成了主观公权利，对主观公权利学说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ix] 对于人的尊严与基本生存保障之间的关系，德国著名学者巴霍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宪政社会中个体的基本生存得不到保障，那么人的尊严即受到了侵犯”。[x] 人的尊严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对其的讨论历久弥新。在德国当代学术界，关于人的尊严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天赋理论（ Mitgifttheorie）和能力理论（Leistungstheorie）。天赋理论认为，人的尊严作为个人的自我价值、特质或属性是造物主或自然赋予的。该理论因袭了自然法理论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且受到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影响。[xi]能力理论则认为，人的尊严来自于个人通过成功地塑造本体而自我决定做出的行为，强调人必须在本体的塑造和自我发现的过程中赢得尊严。[xii]虽然两种理论对人的尊严的产生有不同的认识，但都承认人的尊严作为社会救助宪法和法理依据的至上性与无可辩驳性。[xiii] 因为，人的尊严是维系所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基础。
（三）社会救助的目的、对象、种类和形式
1.社会救助的目的
社会法治国家原则是社会救助的宪法依据之一，它使国家负有义务来保障贫困者享有合乎人之尊严的最低生活水准。而社会救助法作为实体法则将宪法权利落实为贫困者的具体的可诉的实体权利。《社会法典》第12部第1条将社会救助的任务界定为：“使受助者能够合乎人类尊严地生活”。社会救助的目的是帮助自助者（Hilfe zur Selbsthilfe）。所以，“救助要尽可能地使受助者有能力努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受助者和救助机构必须在其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相互合作。”[xiv] 此外，社会救助作为最后的保障网，具有次级性和辅助性，即：社会救助是用尽其他办法仍不能解决生计问题时的辅助手段。具体而言，只有在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和财力（如收入和财产）不能满足生活必需且没有可以支取的其他社会保险或没有亲属的扶养帮助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社会救助。[xv]
2. 社会救助的对象
正是基于社会救助的这种次级性，其救助的对象也具有有限性。经过2003年的哈茨改革，社会救助法中划定的救助对象进一步缩小，即只局限于没有就业能力的人。是否有就业能力的判断标准是每天可否至少从事三小时的就业劳动。据此，有权按照《社会法典》第12部获得救助的人包括：[xvi]（1）与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一起生活的没有就业能力的家庭成员，主要是其15周岁以下的子女（15周岁以上即视为有就业能力）；（2）老年人（65周岁以上）和不具有就业能力或就业能力减损的18至65周岁的人（患有疾病、残疾，每天工作少于三小时的人）；（3）处于特别的人生困境或其他生活境况的人（流浪者、刑满释放人员、需社会机构管教的行为异常的青少年等）。具有就业能力的贫困者自2005年1月1日起不再享受社会救助金，但有权根据《社会法典》第2部申请针对寻求工作者的基本保障。从广义的社会救助法角度来说，此类基本保障也可归属于社会救助，因为其也是由税收收入支付的，但这种基本保障非常强调受助者的义务和惩罚措施，以促使其积极争取再就业。
3．救助的种类
结合社会救助对象的个体性和差异性，社会救助法规定了下述救助类型：[xvii]（1）生活费用补助，指持续给付的用于保障受助者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费用，包括用于食物、住宿、衣物、个人卫生、家用器具、取暖以及满足日常生活个人需要的费用。值得指出的是，这里的最低生活保障不仅指物质生活，还包括必要的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例如尤其是对青少年成长比较重要的看戏、体育运动、旅游等活动。（2）对65对以上的老人和18至65岁长期就业能力减损的贫困者提供持续的基本保障；（3）为没有医疗保险的贫困者提供健康救助（包括预防性健康救助、疾病救助、计划生育、孕产救助等）；（4）为残障人士提供融入社会的帮助；（5）对需要长期或特殊、重症护理的人提供救助；（6）帮助处于特别的社会困境的人克服困难（主要针对前文所列举的第三类救助对象）；（7）对处于其他人生境遇的贫困者的救助（如对盲人、老人的救助以及丧葬补助）。
4. 救助给付形式
上述社会救助类型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提供给受助者：金钱、实物和服务。其中，金钱是最主要的给付方式。在生活费补助金支付方面，德国每5年都要确定一个标准支付值（Regelsatz）,救助申请人获得的实际支付则根据其家庭结构及子女年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按照预定标准计算得出。[xviii] 此外，救助机构可以向求助者提供咨询、建议、联络信息、陪伴等服务给付，以帮助其寻找住房、养老院、培训机构等。而实物给付形式在社会救助中则很少运用。
（四）社会救助的行政程序和救济途径
德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实体法上的详细规定，而且还有行政程序和司法救济的切实保障。
社会救助的主管机关是市、县的社会局。将社会救助事务的行政管理权和财政负担下放到市县一级政府，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救助弱势群体，使其早日自力更生或进入其他社会保障体系。行政机关的社会救助行为是行政行为。其作出社会救助决定时必须依照《社会法典》第10部（行政程序和社保数据保护）规定的行政程序。该部法律细致规定了社会保障给付中行政机关应遵循的行政程序和社保求助人的程序权利（听证权、阅卷权等）。值得指出的是，该法律对个人社保数据的提取、加工、保存、转交、更正、消除等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与德国向来重视个人数据保护一脉相承，同时也从数据保护的角度加强了对社保求助人的权利保障。
社会救助的申请不必以书面形式提出。社会局对求助人有全面的信息告知和咨询义务。在申请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社会局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该决定为行政行为。申请人如不服，应在收到该行政决定后先向社会局书面提出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再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复议和诉讼的期限均为一个月。自2005年1月1日起，社会法院除审理社会保险纠纷案件外，还管辖有关寻求工作者基本保障的争议，社会救助争议也从行政法院的管辖范围中抽离出来，转由社会法院管辖。社会法院因受理案件数量大增而不堪重负。[xix] 由此可见，德国民众在社会救助方面寻求司法保护的积极性很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其法律保护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法院诉讼对于被保险人、被救助者以及残疾人是免费的。
二、对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