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完成之后，将面临着一系列的配套立法修法。但只有将食品安全问题置于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大视野之中全盘考虑，才能充分发挥食品监管的效果，切实保障食品安全。
从田头到餐桌的大视野
风险社会从来都是环环相扣的。一方面要加强从田头到餐桌的所有食品供给环节的过程化管理，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到生产经营的许可，再到检查、监督和对违法者的惩罚，在各个环节均应采取措施，着力确保食品安全;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对行政自身的食品安全对策措施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再进行修改，再付诸实施，在动态中发展完善。
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建立起了相对集中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但除了食品的生产销售之外，还有很多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诸如农业生产的农药使用、兽药使用都会有很大的关联性。要通过修改《农药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等，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降低农药残留值、兽药残留值的标准，在促进农业生产更新换代的同时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另外，即使排除从田头到餐桌食品生产销售流程因素，食品安全也仍令人担忧。因为还有更大范围的环境影响问题，小到食品的包装工艺，大到毒地毒气的污染，无一不与食品相关。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还应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提高环境保护的力度，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自然的良性循环。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大视野
安全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监管出来的，这已成为共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指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转变管理理念，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建立让生产经营者真正成为食品药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有效机制。”本次机构改革的一大特色就在于着力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
国家的基本定位应当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为者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并减少社会本非意愿(负外部性)的效果。国家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减少行政对市场的不当审批和过度干预，着力培育发挥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一配套改革不完成，市场不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食品相关企业就会乱象不断，监管乱象也无法消弭。
在食品领域，放松规制与加强规制并存，规制改革亟待推进。国家应赋予企业更多的经营自由，订立必要的法律和标准，促使企业形成现代管理组织和运营机制，运用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企业按照良好管理规范运营。
民主政治与风险治理的大视野
任何重要的机构设置和制度设计均应遵循民主的要求，广泛吸纳民意，充分审议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落实，增强改革措施的合理性、可接受性和可预期性。虽然改革与法律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在法治国家里，应当坚持改革的民主性，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改革。
在选举制度正常发挥功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能够发挥其正能量的，它让行政机关服从民主的控制，让行政首长的眼睛真正朝下看。有人鉴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食品安全风险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建议恢复省以下食品药品监管垂直管理体制。该建议虽有部分合理性，但在整个民主政治的大格局之下却显得有点不合潮流。寻常的行政实施垂直管理，将导致地方人大无法监督，而且在统一大市场和互联网时代，鲜有不流动之物。
风险治理除了要遵循行政组织法的一般原理，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则。在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机关的关系上，如果科技容易沦为管理机关的附庸，拥有决定风险管理政策权限的组织不能听取风险评估的专家意见，则选取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机关的组织分离模式为佳，并且要为风险评估组织配备不依赖于监管机关的研究机构。在产业振兴与安全管理的关系上，鉴于两种职能难以共处，而且传统上，行政机关常常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考虑占据上风，这两项职能必须分离，以确保决策的中立性和科学性。在机构的设置上，至少应在管理机关内部的分离，在整个机关的决策上应尊重安全管理机构的意见。当前，农业部的内部机构重组也应提上日程。
消费者保护的大视野
风险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却是我们常犯的毛病。食品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在于相关信息的收集和运用，但信息的来源绝不仅限于饮食场所，医疗机构、消费者保护机构、工商部门、质检部门等均可能接收到相关信息。例如，医院负责的是医疗救护，消费者协会关注的是维权，各自的关注点不同，导致本来属于同一事故的信息变得支离破碎。为了准确分析判断，相对集中化的信息管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建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机构也是可行的方案。
在事故发生后，为了查明事故原因、明确责任归属、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有必要建立消费者事故调查委员会的独立常设综合性机构，由与事故、被规制主体、事故受害者之间无利害关系并具备相关知识的专家组成。在行政机关的监管方法属于事故的原因之一时，还应保障调查机构相对于规制机关的独立性。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