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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开发中的问题与对策

滕传枢


　　以 “一次投资三万八，圆您一个庄园主的梦”这句诱人的广告词揭开序幕的某庄园的招商活动，掀起了海南庄园开发的投资热潮。从去年底至今年初，相继出现了一批公开募集资金的农业庄园，已有数以百计的投资者成了这些庄园的“小庄园主”。这是继广东之后在海南出现的现象。
　　所谓现代农业庄园的模式，从目前情况看，其基本内容是以一个开发商先期拿到 ( 承包、租赁或受让)数以千亩计的大面积荒出荒地并进行开发为基础，然后向富足的城市居民募集资金，将庄园土地分成若干小块 ( 1亩至5亩为一块) 卖给投资者 ( 所谓“庄园主” ) ，由开发商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计收益，然后按一定比例与投资者分成。
　　开发商们都给予了相似的许诺：只要支付每亩土地几千元至上万元的投资，你可拥有自己的一片庄园，可领到土地证，可建别墅，几年后使开始坐享长达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庄园主生活，投资回报可达60倍至100倍；同时列出保险、公证、专业技术指导等作为投资保障，让投资者“永远没有后顾之忧，只需高枕无忧”。
　　由于开发商编织的这一幅幅无风险高回报的世外桃园的美景极度的满足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城市居民想往田园生活的追求和投资消费心理，加上庄园的开发从大方向上说符合国家鼓励农业投资的产业政策，能使被开发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因此吸引了不少的投资者并得到庄园所在地基层政府的欢迎和支持，使得这一浪潮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推开并呈蔓延之势。
　　然而，这一现象也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与思考，“庄园招商资金谁来监管”之类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报端。有的庄园开发商与投资者之间已开始发生纠纷。现代农业庄园到底是怎么回事，庄园开发中存在哪些问题，对策是什么? 已成为目前亟待解答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
　　庄园是欧洲中世纪中叶出现的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生产经营农业的组织形式。它和传统农业的区别是专业性强、集约化生产、大规模作业。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家庭式的产业，并多与休闲旅游度假相结合。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鼓励农业开发的法律法规出台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使庄园这种模式开始有了生存的条件。庄园模式作为一种集约化经营管理的、能够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闲散资金用于农业开发的组织形式，若能规范管理和健康发展，的确是一种能迅速促进农业发展，而且还能带动旅游业、农产品加工工业及其他行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然而若缺乏规范和监管，不纳入法制经济轨道，象目前这样一轰而上，自生自灭，也会成为一些玩空手道的商家非法集资的手段，成为损害甚至诈骗成千上万投资者的一场把戏，成为破坏杜会经济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因素。为此，笔者就目前庄园开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从法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以期引起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广大投资者的重视。

一．土地问题

　　目前，开发商取得土地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受让取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二是通过承包或租赁取得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在招商过程中，各开发商均许诺给予投资者一定面积的土地用于兴建别墅或其他住宅。有的市县政府许诺给小庄园的投资者发给相应的土地使用证和房产权证书。有部分投资者确己领到土地使用证。但是这里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有：
（一） 土地权属不明确，获得土地的程序不合法
　　土地是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开发商如何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土地流转，必须合法，否则必成后患。然而，目前多数庄园未能做到这一点。例如某开发商与土地所在地的村委会签订了数千亩土地承包合同，其所“承包”的土地，是几十年来从未耕作过的荆棘丛生的荒山荒地。在给付承包定金和获得土地管理部门认可后，开发商便开始耕地。这种状况明显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这样的荒地一般情况下应属国家所有而非集体所有。若非因某种特珠历史原因确权给集体，村委会是无权发包的。第二．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不当。土地承包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要受发包方的制约，发包人与承包人具有内部隶属关系。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开发商进行现代农业庄园开发，不宜采取承包土地的方式进行。至于有的庄园采取租赁方式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也显然是不当的。因我省有关规章规定，租赁最高期限仅为5年。第三．越权审批。依照我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开发国有荒山荒地用于农业生产的，市县政府审批权限在333公顷以下，集体所有土地出让或出租用于农业生产的，市县政府审批权限在33公顷以下。上述数千亩的集体土地由市县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显属越权。
（二） 土地流转关系不明确、不合法
　　开发商将已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划分成若干小块“卖”给投资者，开发商与投资者在土地流转上是什么关系? 对此开发商只是含糊其词。合同上有的写“合作开发”，有的写“投资庄因”，有的干脆写“购买”。说 “购买”无疑是违法的；说 “投资”则与投资的法律特征不相符 (下文将论及)；说 “合作开发”不准确，按法律规定应是 “转让”。《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另一方或者多方提供资金合作开发土地，并按照产权分成的”，“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因此，必须依转让程序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委托评估机构评估、照章缴纳税费等。从现状看，显然不是这样。
（三） 建房的承诺不真实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集休所有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承包的集体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农业用途”，非本村农民若要建住宅，必须另外履行征用、出让、规划、报建等法定手续。要履行这些手续，除了须获得审批外，还必然发生土地补偿费、土地出让金、规划报建费等开支。这笔钱不是小数，谁来出? 开发商还是投资者? 即使使用的是国有土地，除了免去征地一项外，其余手续仍需要办。所以，开发商承诺的投资者可有一定面积的土地用于建住宅或别墅，与高达上百倍的投资回报一样，只是“画饼”而已。
（四） 土地使用证与实际使用权的行使冲突
　　开发商将取得使用权的庄园土地，分成若干小块“卖”给投资者，在办理法定转让手续之后，土地管理部门再给投资者颁发土地使用证。从表面看，理顺了土地所有者、开发商和投资者之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关系。可是从实质看，这些土地的实际使用权仍在使用权已转让出去的开发商手里，而拿到土地使用证的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只有提意见与建议的权利 )。这种使用证与实际使用权的矛盾，也将是今后发生纠纷的隐患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及有关土地管理部门应当采取以下对策：
1．尽快制订关于庄园用地的法规或规章，以确保正常的土地管理秩序，规范经营者的行为，维护开发者、投资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广东省《关于加强果园、庄园用地管理的通告》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2．加强用地管理严格审批把关。特别是准确划清土地权属、严格用地审批权限、完善用地手续，严格用途管制、严格土地流转的条件和程序、规范合同文本，严格发证的条件和程序等。
3．理顺开发商与投资者在土地使用权上的法律关系，依法明确各自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改变目前这种打着“合作开发”招牌但实际上既不符合转让、转租、转包的法定条件和程序，也不符合投资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的状况。如何具体处理，下文将论及。

二．资金监管与庄园组织形式问题

　　目前社会上和投资者们最担心的是投资庄园的资金如何监管的问题，并因此而设想出由政府委托商业银行监管等方案。由政府委托银行监管某个企业的资金，显然没有法律依据，实际上也没有操作性可言。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顺投资者与开发商之间的法律关系，关键是庄园的组织形式与经营形式问题。
　　“买”了庄园小块土地的“庄园主”们，与庄园是什么关系？目前有三种说法：一曰“投资者”，二曰“合作开发者”，三曰“客户”。这三种说法，都未能准确反映两者之间的现实关系。其一，“购买”土地的出资不允许抽回，可坐享收益，像是投资; 但庄园并不承认这些“庄园主”是它的股东，不能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合同中也没有投资风险共担的规定。因此说是投资者，其实不符。其二，说是合作开发者，怎么合作? 解释是由“庄园主”出土地使用权（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由开发商经营（出资金、技术、管理），然后分成。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开发商转让土地使用权多不合法，前期开发的投入多数达不到整个投资的25%，甚至是玩“空手道”，所谓出“技术”是靠咨询，多数没有足以管理现代农庄所应具备的农业技术人员队伍; 亏损时如何赔偿合作人的损失在合同中避而不谈。因此，说是合作开发者，其实也不符。其三，说是招商引资引来的“客户”，更是不对号。客户与东道主理应是平等合作但各自独立经营的商业伙伴。而在庄园里，“庄园主”们说不上经管，更无从独立。说白了，是“客户”出钱，“东道主”花钱。若赚了钱，给你分利；若亏了钱，你自认倒霉去吧。
　　笔者认为，投资者与开发商的关系，依法理顺，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投资关系；二是委托经营关系。若取投资关系，庄园应采取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投资人与开发商均应是庄园公司的股东，均应享有股东的权利与履行股东的义务，各自按其出资额（或股份)享受利益、承担风险，整个庄园的土地使用权应属庄园公司而不发生开发商转让给投资者的问题。若取委托经营关系，开发商应将通过受让程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再分别转让给若干投资者，再由投资者将土地委托给开发商经营。委托人不应承担经营风险，同时委托经营合同除了订明利润分成之外，还必须订明被委托人（开发商) 应承担的风险责任：当经营发生亏损时，委托方的合法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上述两种关系依法确认之后，“庄园主”们的最大心病才能消除。原先开发商向投资者宣传的“保险、公证、专业技术指导”等“投资保障”，其实是不能成为投资保障的。

三．政府监管问题

　　由于农庄在我省出现不久，行政管理没有经验，目前仅限于草率的立项审批和企业登记，未能顾及其他，导致庄园开发的盲目性。有的缺乏相应注册资金和农业专业人才的开发商也在从事庄园开发；有的开发商仅凭一纸立项批文和营业执照就开始招商，实际上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开始。这些情形。给庄园以后的发展留下了隐患。目前，加强政府对庄园开发的监管已成了广大投资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呼吁。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政府加强监管的问题：
1．制定农庄开发规划和管理规范，开展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其中重点是制定管理规范，特别是对农庄用地的管理规范和对农庄企业的管理规范。农庄用地的管理规范广东省已有先例可供借鉴，而农庄企业的管理规范目前在国内尚属空自。这一规范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农庄企业的设立条件、组织机构和审批程序，农庄投资者与开发商的关系，农庄企业的财务会计，农庄的破产、解散和清算，农庄的监管和法律责任等。
2．加强对农庄企业的资质审查和立项审批工作。农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公司组织，投资者量大而广（我省现已有省外、境外的投资者) 其成败将会影响社会安定，因此不能作为普通的企业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直接登记，必须经过主管部门（农业、土地、证券等主管部门）进行审查，获得资质合格批准和立项许可之后，再给予工商登记；筹建达到法定条件后才能招商引资。资质审查重点是实有开发资金和农业科技力量。一般说采取委托经营方式的，开发商应具备项目总投资的25%以上的自有资金并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之后才能开始招商。采取股东投资方式的则按公司法的规定操作。不管用哪种形式，作为现代农业庄园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定数量的农艺师、园艺师及农业科技人员队伍，而决不能像现有的一些庄园，农业科技问题靠向某某科研所咨询来解决。没有自己的农业科技人员队伍的农庄，就好比是没有工程师和技术员的建筑企业、没有医师和医务专业人员的医院一样，只能是拿投资者的钱来“玩”而已。
3．立即对已有的农庄项目进行清理整顿，合格的扶持，不合格的注销，暂不合格但有希望合格的限期完善。其中给予注销的，应该处理好投资者资金的清退和土地的善后处理问题。
4．加强对农庄的监管和服务工作。这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任务。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农庄的监管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甚至更长的事。不仅是直接对农庄的监管和服务，还包括对新闻媒体不得发布虚假广告等的监管，对农庄及投资者提供各种信息服务，以及农庄所在地的社会治安、防灾减灾等等。
现代农业庄园的开发是新生事物，引导规范得好，是大好事。希望它能够健康茁壮成长。


1998年4月26日于海口



[ 原载《今日海南》(海南省委机关刊物)1998年 第5期 ]
三大诉讼法的几点比较及立法完善

田育丞


我国现行的三大诉讼法是指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及执行案件时，必须使用上述三大诉讼法的规定。由于三大诉讼法制定的时间及适用范围不同，在许多共性的问题上，三大诉讼法的规定及使用的法律语言文字并不相同。笔者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结合实践中遇到的各种诉讼法律现象，试对三大诉讼法的几个共性问题作一粗略比较。
一、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及人数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都将审判组织作为专章进行了规定，其中经常发挥作用的审判组织有两种形式：合议庭与独任审判。行政诉讼法对审判组织没有列专章进行规定，只在第六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制，说明在行政诉讼中不适用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对一审及二审案件适用的审判组织各有不同的规定，除均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一审案件可以适用独任审判外，对其它一审及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有不同的规定。现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阐述：
（1）一审案件中的独任审判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均规定，对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理）。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理）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或其它权利受到较轻侵犯的案件。
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存在类似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当初关于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称，由于行政案件审理难度较大，所以草案规定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笔者认为，难易是相对的，在各种法律制度逐步健全及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行政是否违法已比过去较容易判断，对于一些社会影响小、案情简单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独任审判员进行审理。
（2）一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针对不同级别的法院，对合议庭的组成人数作了不同的规定，它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三人组成合议庭；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由三至七人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仅简单地规定了审理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没有按照法院的级别规定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
（2）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的人数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民事诉讼法对二审案件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与一审相同，只是强调了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根据二审案件的合议庭应当由审判员组成的原则，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显然只适用于行政诉讼一审案件，因此有必要就二审行政诉讼的审判组织作出规定。
通过三大诉讼法对审判组织及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不难看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近乎繁琐，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只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具科学性、原则性与灵活性。
对刑事诉讼法按照法院的级别确定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笔者认为没有实际意义。在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的原则之下，合议庭的成员人数至少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刑事诉讼法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一审案件合议庭的成员人数确定为三人，实际上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这种限制不符合变化着的刑事审判形势，因为有许多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需要多名审判人员共同参与，集思广益，三个人难以完成大工作量的审理活动，因此，应当取消这种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限制。对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合议庭成员人数的规定，其对底数为三人的规定应属赘语，其对五人、七人的规定属于对合议庭成员最高人数的限制，而不是对合议庭成员人数的保证。
如果从节约审判人力资源的角度考虑，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作出最高限制是有必要的，它可以防止人多时可能造成的互相扯皮，提高审判效率。三大诉讼法可分别对合议庭成员的人数规定为“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审判员七人以下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二、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
（一）回避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分别列专章对回避制度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1）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2）与本案有利害关系；（3）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刑事诉讼法除将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列为需要回避的人员外，其它需要回避的几种情形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
行政诉讼法虽然也规定了实行回避制度，但对回避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将审判人员回避的情形归纳为五项：（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4）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5）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并在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回避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应纳入三大诉讼法中予以运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该规定第三条的精神，三大诉讼法中所有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本质上属于回避制度的内容，因此，应将三大诉讼法中审判组织章节及其它章节中关于另行组成合议庭的规定纳入回避的章节专门予以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百零六条分别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相同。行政诉讼法对发回重审及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发回重新审理的行政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但对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如何组成合议庭未作规定。因此，应以立法的形式对行政诉讼法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中对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已有明确规定，但对发回重审后，其中一方当事人仍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如何组成合议庭均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该规定与最高法院回避规定中第三条的内容是一致的。上述规定将已参与某案审理工作的单个审判员或陪审员纳入该案进入其它程序审理时需要回避的情形，从而意味着在一个审理程序结束后，在该案再次进入其它审理程序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进行审理。所谓一个审理程序，是指自当事人起诉、上诉或上级法院决定下级法院再审而立案之日起至本次立案后作出本次裁判止的诉讼过程。有人认为，一个案件发回重审再上诉后仍是同一个案件，仍适用同样的二审程序，因此不用更换合议庭组成人员；也有人认为，发回重审只是一种程序处理，不涉及实体处理，上诉后仍应由同一承办人主审或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是违背最高法院关于回避的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当一个审判人员参与过某一案件的审理之后，例如二审的审判人员参与了某案的审理，经过合议后将该案发回重审，重审后无论哪方当事人不服重新作出的裁判提出上诉，如果该案上诉后仍由原二审审判员参与审理，则容易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思维定式，不利于该案的正确处理。因此，发回重审后又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建议在修改三大诉讼法时，分别增加“发回重审后重新上诉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二）对需要回避人员的决定权
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由谁决定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即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其他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但对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谁决定规定不一。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也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就是说在审理阶段，书记员、翻译人员和鉴定人的回避由院长决定，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由于书记员不是审判人员，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书记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书记员从事着如实记录庭审活动及制作其它各种笔录的工作，审判人员以书记员制作的各种笔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并提出处理意见的依据，因此，书记员的工作之重要及书记员的责任并不亚于审判人员，况且，除速录员外，书记员本身就是法院工作人员，因此，在回避问题上，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应同等对待，作为法院来说，应当由院长决定书记员是否回避。
对于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只是为审判活动提供证据方面的服务，因此他们的行为性质不同于书记员。如果他们本身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则适用有关审判人员回避的规定；如果他们不属于法院审判人员，对他们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鉴于三大诉讼法对审判人员及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的回避问题作出的规定不一，笔者建议，三大诉讼法在修改时应统一规定为：“审判人员、书记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三）关于申请回避的复议问题
三大诉讼法只是规定了申请人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后申请复议。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复议次数，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规定可以申请复议一次。民事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还规定了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至于由谁作出复议决定，三大诉讼法均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法应当就申请复议的次数、由谁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予以明确。
三、关于审理期限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内审结（宣判）；二审案件及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案件均应在受理后一个月内结案，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对应当在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定制约机制，已形同虚设，实务界普遍认为，只要在一个半月内结案即可，没有必要将一个半月的审理期限再划分成两个阶段。因此，宜删去“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内审结（宣判）”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或公告期满后30日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对一审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对一审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终审裁定。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第一审判决。对二审案件，它规定应当在收到上诉状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终审判决。
综合以上三大诉讼法对审理期限的规定可以看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长，行政诉讼法次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最短。通过比较，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期限较为合理。
就刑事诉讼而言，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刑事犯罪数量逐年上升，大规模共同犯罪及高智能犯罪案件呈现上升趋势，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难以审结如此重大、复杂的案件，如动辄申请延长审理期限，势必增加审批部门的负担，因此，建议适当拓展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民事诉讼法对适用普通程序判决的案件的审理期限太长，致使本该及时审结的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当事人难以从诉讼中解脱出来，为此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不利于当事人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些民事诉讼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已大大地缩短，长期限诉讼实际上是阻碍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了社会诉讼成本，不适应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的形势，因此必须缩短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
笔者建议，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三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六十日内审结。民事诉讼在适用简易程序时规定在六十日内审结，适用特别程序的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及对判决上诉的二审案件均在九十日内审结，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二审判决的审理期限不作变动。如需增加简易程序，其审理期限规定为六十日内审结，对裁定提出上诉的二审案件，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建议对裁定上诉的二审案件在三十日内审结。
三大诉讼法对申请延长审理期限都做了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延长一个月。民事诉讼法规定一审案件在审理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上级法院批准；对二审案件，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延长审理期限由本院院长批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行政诉讼法只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的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延长审理期限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但没规定延长多长时间。通过比较来看，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高级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申请延长审理期限的规定更具有严肃性和科学性，它能有效地防止本级法院院长滥用权力延长审理期限情况的发生，促使审判人员不等不靠，尽快结案。
鉴于民事诉讼法规定延长的期限太长，容易造成积案情况的发生，以及行政诉讼法存在延长审理期限没有次数规定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三大诉讼法延长审理期限作如下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延长审理期限；适用其它程序审理的案件，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无论何种情况，审理期限都不得再次延长。
四、关于上诉途径及上诉期限的比较
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人可以通过原审法院或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通过上级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应当在三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民事诉讼法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当事人直接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行政诉讼法及执行行政诉讼法的意见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工具的提速，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并不会造成送达时间的延长，反而能够缩短当事人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的时间距离，防止一审案件承办人因对当事人提出上诉存有成见而采取的迟迟不向二审法院移送卷宗材料的情况发生。因此，应实行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的诉讼制度，取消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这一途径。鉴于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可以允许刑事案件的当事人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上诉。对民事及行政诉讼案件，应规定直接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具体上诉操作规程如下：一审法院在送达裁判文书时，同时向当事人出具《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该证明书需载明送达裁判文书的时间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二审法院凭一审法院的《人民法院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证明书》确认是否超过上诉期限，对在法定期限内上诉的当即立案，需要收取诉讼费的由二审法院直接收取，在规定时间内未交纳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二审法院收到上诉状后，应及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一审法院，由一审法院在规定时间内向被上诉人送达。一审法院送达上诉状副本后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案卷材料报送二审法院，由二审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
关于上诉期限，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均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5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10天，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判决的上诉期为10天，对裁定的上诉期为5天。
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的上诉期内，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则应在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向检察机关提出，检察机关在收到请求抗诉的请求后5日内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由于检察机关对裁定也可以提出抗诉，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就一审裁定请求检察机关抗诉，在5天的上诉期内则难以完成大量的工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保证当事人充分享有上诉权及人民检察院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对判决及裁定是否作出抗诉决定，有必要延长刑事案件的上诉期限。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不服判决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5日，同时相应地延长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将不服裁定的上诉期限规定为10日，以体现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一致性。就检察机关而言，延长上诉期限后，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收到判决后5日内请求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可以有10天的时间研究并决定是否抗诉，保证准备充分，不致仓促作出决定。